正像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士所共同认知的那样，中庸就是这样的一种博大智慧和思维方式，是影响价值取向的思想立场，是衡量世人品行的精神标尺，是支撑文化传承的人文纽带。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早已镌刻在世人道德人格的灵魂深处，成为人生处世理事的至高追求；伴随历史车轮铿锵前行，中庸也已渗透到人文领域的方方面面，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

按照中庸的准则来处事，往往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一个人人格的重要象征，是一个人智慧的重要体现，往往带给我们发乎内心的本真快乐。

中庸之源 天下大本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细细研读《中庸》，颇多感触。为此，我总想梳理对中庸之道的些许感悟，在梳理中深化修养，在修养中升华认知。梳理工作一般总是从探源开始。

中庸思想起源颇早。据《尚书·虞书》记载，尧舜禹三帝人格正直、中正平和，安民惠民、柔近怀远，是遵循“中庸之道”的智者。

西周初年，周武王诚邀殷商遗臣箕子辅助国事，箕子向其提出的九章大法中即有中道思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继承发展了“中” “和”思想，首提“中庸”概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中“中庸”仅现一次，但中庸之道却贯穿于字里行间。子思在《中庸》中记录孔子所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对中庸思想推崇备至，将中庸之道视作长治之道、君子之道、宇宙之道，称其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实乃中庸思想集大成者。

到了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出现，中庸思想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期”。北宋大理学家程颐注解中庸为：“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也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朱理学基于维护封建王权和伦理纲常所阐释的中庸理论，对中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后世争论埋下了伏笔。

《中庸》首章之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阐明了中庸之道产生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农耕文化，尊重和顺应四季更迭、阴阳轮回的天时变化，追求和倡导相互依存、中和共生的天人关系。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庸思想，提倡合乎自然与人性的情理与道德，推崇以至诚至善达到天人合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悟和顺应，“可以与天地参”，这就是圣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在安徽工作期间，深为徽文化之精粹而倾倒。我认为，徽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可凝练为“和合”二字，其本质上与“中和”思想一脉相承，也是体现了天、地、人之大道。对于这一点，不少学者和同事都很认可。

中庸理论广博而精深，究其内涵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及权变时中。

“执两用中”是由“执中”发展而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古代先贤认为想问题、做事情要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掌握分寸而不走向极端。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圣人看来，“君子”协调各种矛盾因素使之达到和谐统一状态，“小人”把各种矛盾简单并列却未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

“权变时中”意即解决矛盾、处理问题既把握“中”的程度，又顺应“时”，顺势而为，知权达变，合时变通，正如圣人所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中庸》所提倡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为把握中庸思想内涵指明了内在尺度与外在要求、内在修为与外在践行相统一的道路。中庸思想的内涵就如同禅宗所欣赏的“花未开时月未圆”的境界，是追求一种适度的唯美、绝佳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