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不唯上只唯实的人，一次厂长开大会，决定增产收音机、减产计算机。只有他反对，认为计算机对国计民生意义更深远，应该放眼长远、着眼大局”“只有他讲实话，不怕得罪领导”。

很多人看他画得好，便向他索要，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朋友新婚或搬家，他知道后，都会主动送一张自己的得意之作。他画画从不署名，还说不想让别人记住。但这一愿望只实现了一半，被采访的所有人，都对他记忆犹新，仿佛昨日。

南老做人底线很高，如同物理定律严谨。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时，常有国外同行来访，或国内伙伴谈合作，他都以个人名义接待。家人不解，“为什么公事还要个人安排？”，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为我在这里才来，我不在他们不来，所以应我接待。

他工作要求很严，但并不专横，愿意倾听大家意见。“只要你能够解释通，他会很虚心地听取并接受你的意见，从不会把这些争执放在心上”。

他给应聘者刘娜回信，“这里不是公司，没有老板，不要什么都‘Yes’，要大胆地答‘No’。不要不懂装懂，人不可能什么都会，那样什么也干不好。这里每个人都是学生。我也每天都在学习。我不懂的事会问学生，让学生帮我。我更重视工作态度，看敬业精神，看是否不断进步”。

台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性格，好强，道德要求高。天眼评审会的钱，从来不拿；大学科普讲座，尽量与学生会联系，以拒绝酬劳。但多年来，在贵州支持了上百个希望工程。

对人“真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豪华落尽见真淳”这句话，像专门为南老说的。南老毫无机心，对普通人也很好，是工农型的科学家。凡工作过的地方，人们一谈起他，都是美誉和怀念。

工人们谁有困难，他都愿意帮忙，一点小事都记在心里。米光有个弟弟最不让人省心，不好好上班。他就一直安慰米光，帮他想办法，并隔几天就问一问。每每说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无论是欢乐，还是艰难，以及长久的离别，米光布满皱纹的脸上，都充满感人的真挚……

2017年4月，南老病情已很重，人生进入倒计时。正在医院做小手术的甘恒谦，突然在病房见到拎着慰问品的南老夫妇，既惊讶又感动。“我这小病从没告诉过老师，他来前也没打电话。他都病重成那样了，还来看我这个受小伤的学生”，甘恒谦十分内疚。这次见面，也成了师生永别。

“每次我们中间有谁生病了，他再忙都要亲自去看望。2010年，我被查出甲状腺结节，他嘱我尽快治疗，那么忙还到医院看我。有个周末，我和妻子在公交车上碰巧遇到他，他摇晃着朝我走来，凑近仔细看我脖子，用手轻轻抚摸伤疤，好一会儿，仿佛松了口气，才缓缓地说：‘这恢复得挺好的……’，那关切的眼神，满眼慈祥，像一个想快点知道儿子病情的老父亲。下车后，妻子感慨地说：‘老杨，遇上南老师，你真是太幸福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善良，一心为别人着想的人。过70岁生日，学生们要给他庆祝，他只同意简单一起到餐厅吃个午饭。生病期间，学生们去看他，他说人来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许带。治疗期间，他仍坚持到办公室工作。他从不愿麻烦别人，却经常带学生改善生活，操心他们的工作和发展。

再谈起南老，他的学生张海燕数度哽咽，泣不成声。她总以为自己还能再见到那个似乎无所不知、爱抽烟、嘴硬心软的老爷子，听他在隔壁办公室喊自己的名字。而这些昔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如今却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FAST人都非常非常敬重他”，潘高峰谈到，在南老过世之后，很多合作单位、评审专家，都自发打电话来问候，为他的离去感到悲痛。还有人自发在他生前工作的办公室门口献上鲜花，有人路过他的办公室时，会在门口鞠躬致敬。

“这种感情超过了同事和师生。比如说，我什么事都不干，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就陪着他，就这样”，姜鹏说。

“我觉得南老师最酷的，就是他影响了一大批人，他好像还没有离开我们一样”，张蜀新感慨，我们不自觉地会把他的一些要求，变成对自己的要求，再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每当我们遇到困境，就会仰望满天繁星，想想南老爷子的付出和心血，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黄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