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后在通化，刘绍禹劝他，“搞电视发射机，这不是我们想干就能干的，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不是也干下来了吗？”。他“做事一丝不苟。做什么，成什么”，在无线电厂仅三年，就做出了“一像三机”的成就。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说小点，南老自小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说大点，他志存高远，如同苏东坡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南老的志气，让王宏感慨不已。

有点“轴”：回头来看，南老让人难忘的，不是成功后的鲜花和掌声，而是此前经历的重重磨难。他认定天眼，百折不回，23年只做一件事，可说是：“古有十年磨一剑，今有廿载铸天眼”。

天眼代表了中国科技界的长征，见证了科学追求，还见证了战场、名利场和国际博弈场。世人只见其辉煌，但其背后有血也有泪，滴在那跋涉的脚印上。

对比两弹一星这一国家行动，FAST长时间是个人行动，可由大家分担的风险、压力，重重压在他个人的心上、肩上。

首先，选址很难。用遥感技术捕捉3000多个洼地，选出300多个坑，其中大坑100多个。他年过半百，坚持每个大坑都亲自去看，一个个“用脚去选”。以当时的道路条件，每天最多走1-2个。七八十度的陡坡，人就像挂在山腰间，有一次雨天滑倒，差点掉下悬崖，“没有树，那就完了”。

从凼顶下去，要走近2个小时，“我每次走到这里，都像下地狱一样”，喘不过来气的南老，只得拿出速效救心丸。每看一个大坑，“他的眼睛里充满兴奋，像发现了新大陆”，平塘副县长王佐培，第一次见到这个“天文学家”，诧异他太能吃苦，始终是最专注、最认真、最坚持的人。

“南仁东啊南仁东，跟你做事就是难”，面对这个艰辛、寂寞的事业，聂跃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叹道。南老回应，“你别想跑！是你把我领到贵州深山的”“要是漏掉最好的，我死了还会在这里转”。

其次，立项太难。初勘结束后，他满中国跑，寻求合作单位。天文台没钱，他花公家的钱比花自家的还要节省，在市内办事，从不打车，全靠蹬自行车；出差坐着咣当响的绿皮火车，花50个小时，一趟趟往返于北京和贵州，在当地也乘公交；出差时两人住一间、或学生睡地上；有的国家不让两男同住，还出现尴尬；有时自带饼干，请吃饭只许一人陪。为了省钱，他获得“铁公鸡”雅号。

因为看不到出路，身边的人纷纷离去，他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只剩下几位学生帮着支应。那时他“经费也没有，大家都叫他‘丐帮帮主’。常人有困难要后退，他不是，一板一眼”。正是这种执着的韧性，在长达12年的预研过程中，没名分、没经费、没人，他咬牙硬撑下来了。

今天回顾天眼，不少人说，十多年在大山里选址最苦、最难。但为选址跑路最多的聂跃平却说，“吃苦那些都没关系，关键是天文台开始做这个项目时，没有固定经费支持……找经费支持最难”。选址、科研，自己可做的都不难；审批权不在自己这里，要审批的最难。

“国外项目怎么做？”“您知道的呀，大项目是自上而下，找人来做”。南老很羡慕邓稼先那一代科学家，专心科研就行，需要什么，举全国之力支持，那多好啊！如果不必科学家去申请经费，接受任务即可，就是永远不要南仁东这个名字，也心甘情愿！

“大量的青春都耗在申请中，耗在各种各样的行政审批中”“每走一步，都是等待、期望、失望……你爱FAST，就像恋爱，恋爱十多年了，好像总在爱与失恋中煎熬”，张蜀新感叹。

“可是，还得爱”“我有等待，但没有失望”拿出苏打饼干、捂着胃的南老说。大家觉得天眼之路，很像中国复兴之路，内有自身困难，外有封锁围堵，满是艰辛。从1994到2007年，“天眼”终于成功立项。

最后，建设更难。为把好事做好，他特较真，追求完美，建设过程也就艰辛百倍。身为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他既是司令也是兵，一直冲锋在最前线，自称“战术型的老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