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时，他遇到放学的孩子们。那单薄的衣衫、可爱的笑容，触动了他的心。回到北京，就给县干部张智勇寄去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装着500元。南老师嘱托我，把钱给卡罗小学最贫困的孩子。他连着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

他时刻关心贵州和黔南，多次提出项目建设一定要考虑对地方的带动作用，给百姓带来好处。大窝凼移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村民感慨，如果不是“天眼”，他们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山。杨天信全家6口搬进安置点，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村支书感慨，几代人没想过，甚至不敢想的生活，今天呈现在面前。

“天眼”成为贵州的世界级名片，移民安置点克度镇打造“天文小镇”，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旅游胜地，每年游客至少20万人次，比美国阿雷西博多一倍。“天眼”推动了贵州大数据与天文等科技研究，建成了大型超算中心，贵州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受益。

“天眼”推动了贵州的开放大格局，搭建了全球天文学家合作交流的高端平台，既打开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新天眼，更打开了世界认识贵州的新天窗。甚至，连普通村民也因“天眼”，打开了和世界沟通的窗口。李大艳以前在外打工，现在是一名宾馆服务员，下班回家就躲起来背单词，现在也能说简单的英语了。

南老弥留之际，双眼含泪，对守在他身边的夫人和女儿说：“我好想，再去贵州，看看啊……”。

为人尽义。比起那个曹孟德，南老真是“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他生命后期，像个冤大头，一个可怜的债务人，自认为欠了大批债，欠国家、欠人民、欠贵州、欠亲友……债单上，不是责任，就是良心。

天眼立项后，一贯洒脱的他，竟寝食难安，手足无措。“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2011年天眼正式动工那天，他对身旁的人员说：“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人家？”“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没有特别多的理想，大部分时间是不得不做。国家投了那么多钱，我就得负点责任”。

“人总得有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摊，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我特别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负点责任”。

“这是国家交给的任务，不能辜负”“如果没成功，我怎么交代？欠了国家的、乡亲的，我有退路吗？……建不成，我从这个山崖跳下去”。

“如果FAST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和整个贵州省人民”。普定县李维星、罗罡的牺牲，必重重压在他心上，“也许是他背负太多的责任了”，姜鹏说。

工程在建时，有人问，“建成后，国家得好好奖励你吧？”他转身就走，对方看情绪不对，追上来问怎么了，“如果项目建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贵州人民，对不起团队，对不起大窝凼乡亲”。

这就是他著名的“四个对不起”！都是他欠人的，从不问谁欠他的？他像祥林嫂似的，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

“回首往事，有苦有甜。一项关键技术突破了，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我没有特别多的成就感，我有过高兴，转瞬即逝，你享受了你的生命过程，我没有那么多大喜大悲”。

2017年1月，他获科技创新人物奖，名列首位。他平时不肯出头露面，颁奖仪式开始推辞了，但最终还是去了。舞台上，生命最后一年的他，头发花白而稀疏。他双手自握，躬了一下身，仿佛在敬礼。他语音沙哑，断断续续：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千万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放在，一两分钟内……我在这个，舞台上，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感激，感激！这个，荣誉，来得，太突然，而且，太沉重。我觉得我，个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但我知道，这份，沉甸甸的，奖励，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一群人的。我，更不能忘却的，就是，这二十二年，艰苦的岁月里，贵州省，四千多万，各族父老乡亲，和我们，风雨同舟，不离不弃……我再一次，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帮助过FAST……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