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开始了又一轮新的课程改革。新课程具有共同必修内容和学生个性选修内容。基础性、多样性、选择性的课程结构需要会考转型为学业水平考试，以承担起新的使命。同时，推进和监控新课改的平稳实施，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性。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发布，明确写入，“改革质量评价制度和考试招生制度。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此后，各省在新课改的过程中逐渐以“学业水平考试”的名称替代了“会考”。会考由此谢幕，也未尝不是一次华丽的转身。

　　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考生6选3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高等学校招生选拔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由会考转型的学业水平考试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三、“指挥棒”在改革中悄然转向

　　“高考的指挥棒”“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长期以来，社会对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度敏感,这些问罪高考的用语深入人心。“高考指挥棒”成了天底下最具威力的棍子，围绕高考指挥棒功能的议论风声从未停止，甚至“取缔高考”的声音也一度不绝于耳。1982年，教育部就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说，“这个竞争波及到上什么幼儿园、升什么小学的问题”。

　　在这样的舆论场下，尽管也一直有人试图讨论“高考指挥棒”的积极作用，但声音微弱，底气不足。无论在高考的主管部门，还是高考研究者的话语体系中，高考的作用只是“导向”或“引导”，绝口回避“指挥”，因为应试教育是应高考之试的“投机”教育，何来再谈高考指挥教学。

　　“教什么，考什么”，还是“考什么，教什么”?也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老生常谈。前者被视为素质教育，后者指向应试教育。

　　可是所有的学校的教学设计几乎都离不开后者。后来只能用“教考分离”把考试与教学剥离开。“教考分离”说法对于考试无关痛痒，对教学就不一样了。两个小时的考试，能纳入试卷的那些有限的内容和考法，无论如何都会被教学“瞄”上。可见高考其实是“被指挥棒”的。

　　有人提出，干脆把指挥棒给屏蔽掉，索性让高考命题脱离教学和课本，取缔考试大纲或考试说明。但如此大撒把，考题天马行空，教学漫无边际，为了考试只好宁深勿浅，只会再加重学生的负担。

　　于是年年岁岁卷相似，岁岁年年题不同。考生、学校和社会对考题变化的高度关注，加倍放大了“指挥棒”的作用，几乎高考高于一切，一切为了高考。

　　回避或压制高考的影响力显然都不会奏效，唯一可行的是把积极疏导和改革结合起来，使考试和教学都有章可循。由此，高考命题一直在谨慎地渐变式地进行改革，其中曾有几次大的突破和跨越。

　　经过恢复高考一两年的时间过渡，从1979年起，全国实行高考统一命题。

　　考试是教育测量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心理学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缔，起源于心理学的教育测量学也被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文革”期间，更是全面丢弃。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尽管命题考试的形式都在，其实我们对现代教育测量技术还一无所知。

　　那时高考试卷大多是主观题、论述题和计算题等题型。考试形式单调，测量范围狭窄，侧重书本知识。题目背景简单，问题单一，远离生活现实。命题的主观性、随意性大，缺乏理论指导，基本上凭命题者的经验，以至于“猜题”和“押题”之风盛行。

　　命题导向使得教学过分重知识、重记忆，忽视实际应用。课堂上给学生灌输成套学科知识和逻辑思想方法，忽视结合学生自身经验及实际应用。学生只重视教科书和习题集，被视为“高分低能”。

　　全社会对高考“指挥棒”的批判的背后，是我国的教育测量理论和考试技术落后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