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这40年，不但是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40年，也不但是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40年，而且是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40年。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读书报选择学术文化领域变动较巨、成绩较多的若干板块，约请相关专家从个人亲历和见闻切入，回顾这些板块40年来的发展轨迹，总结其成绩，反思其得失，展望其未来。

　　王学典、陈思和、叶延滨、梁涛、陈尚君、李红岩、臧铁军、杭间、顾家宁等学者将与我们分享他们对国学、诗歌、长篇小说、学术史、唐诗研究、史学、高考制度、设计思想等领域40年发展历程的独到观察和思考。

　　恢复高考四十年：

　　栉风沐雨 从未停歇

　　臧铁军 | 文

　　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改革开放起始点上的一页辉煌，无数中国青年的命运从那一刻改写。在那个历史拐点之后，年复一年，数千万学子经过高考，迈进高等学府的大门。

　　也是由此出发，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风雨兼程，在改革求索中从未停歇地走过了40年。

　　回望这段历程，有岁月曲折，也有太多的理性思考和经验总结。

　　一、高考理念在改革中转变提升

　　人们对高考的熟悉和关注度源于个人亲历和各种间接联系。考生及家庭，学校及社会，会很自然地感受到招生录取形式的点滴变化，却很少能体察高考改革中价值取向的渐变，因为高考看上去始终不美，年年竞争态势不减，择优录取如旧。

　　其实，高考价值观的变化才是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是这40年来高考最为本质的变化。其结果直接影响和决定高考的目标、考题方式以及录取决策。

　　1977年恢复高考时，七七级的录取率不足5%。那是我国高等教育机会极端匮乏的特殊年代：“文革”终结，百废待兴，人才极度匮乏，对大学生的选拔和培养无条件服从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中期的十多年间，我国高考录取率一直徘徊在25%左右，这包括本科和大专的全部招生计划。“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了形象描述高考竞争的高频用语。那是在宝塔尖上的选拔。

　　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初期，高考的价值归于为国家、为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充满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是，社会性目的压倒一切,必然会忽略人个体发展的需要，不自觉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割裂开了，冲淡了人是社会的主体之意义。

　　“高考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高考命题和管理者对这句话耳熟能详。高考为国家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似乎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人才培养效率优先”是硬道理。而作为考生一方，只能一切服从于高考，其个体的愿望和发展并不在高考的目的范域中。

　　随着教育的发展，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后，大学教育渐渐不再是面向少部分人的精英教育了。高考制度只满足社会发展而不重视学生的发展的弊端凸显，对基础教育的负面效应集中暴露出来。

　　20世纪80年代前,“人性”“人道”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社会有谈“人性”色变的惶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次次思想解放中开始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包括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教育理论界展开了关于教育主体问题的激烈讨论，在各种理论交锋中，教育要“以人为本”的呼声日盛，有了对教育社会本位取向的批判，认为它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那也正是高考社会评价的低谷，负面信息不断。当时对高考改革的讨论也只限于技术方法和具体环节。因为高考体现“国家的意志”的定位不容置疑，考生不能以个人的角度与国家“讨价还价”。

　　那时我作为一个教育评价和考试的研究者，也开始在理念层面思考考试中的人的地位问题，探讨高考与人全面发展的关系。1995年，我在《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考试改革与人的全面发展》反响不错，我受到鼓舞，进而接连规划了《考试的人道与人道原则》《考试中的价值哲学》等论文选题。

　　那篇非主流的《考试的人道与人道原则》成文后，我投稿北师大学报，多半年音讯全无。我决定联系编辑部撤稿。但编辑告诉我，时间拖得较长，是因为稿子先后被送到哲学系、教育系请教授去审读了。文章最终还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5月号上刊发了。

　　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真正渗透到中国考试领域，是一个较为艰难的过程，中国1300多年科举考试的历史，渊源深厚的考试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

　　进入到新世纪后，国家逐步在政策层面上凸显了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把素质教育提高到国家兴旺发达和民族复兴的高度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