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议》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也要保证人才自身的发展，注重学生内在发展的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解决高考弊端、提出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的方向上，体现了高考以学生为本的思想。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强调坚持育人为本，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规定了中国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以人为本是考试和招生选拔的本质要求。

　　高考改革起于那里，要走向何方?从此一锤定音：一切要从学生的发展出发，从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出发。高考改革要落在以学生为本，以人为本上。这是40年高考改革在理念上的最大变化。

　　今天，在新高考改革的思想中，人的发展的要求已经很清晰地摆在那里了，所折射的是时代和社会的变迁。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这样集中体现在高考中的：

　　第一，高考改变了精英选拔的方式，使招生选拔真正成为每个高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的提升，多年来，高考的命题“重心”一直在下移，所针对的测试目标群体从高端向下延展。命题理念从针对高端的精英选拔，转向面向大多数的普适化的选拔，弱化了只为少数人的“拔尖”区分，更多考虑高等教育资源与考生资源的合理匹配。

　　第二，高考改革把促进人本身的发展作为考试的目的,突出了教育考试的本体功能，使考试向着“为人的考试”,而不是为“制造工具”的考试迈了一大步。

　　例如，新高考改革后的录取方式，除了依据统一考试和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外，还需参考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突破了仅仅对智力因素进行测量评价录取的历史。

　　综合素质评价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对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进行的全面的、写实记录式的评价，把学生丰富感知和追求生命独特性与完整性表现并记录下来。

　　当然，对于综合素质评价，在操作和使用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但高考价值理念的改革引领和推动了综合素质评价在学校教育中的实施，这既是人的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

　　第三、给学生以更大的选择发展空间，鼓励个性化发展。新高考的选择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学生可以在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六科中选修三个科目参加高中选修课程学习和参加学业水平等级考试;二是数学文理合卷，彻底打开了文理的界限，给学生创造了大类跨界的选择空间，发展自己的优势特长。这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高考制度中所谓“统一性”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以人为本的理念还体现在高考命题、考试服务、学校录取等方方面面。这种价值观决定了高考必须尊重和保护考生的利益和选择的权利、招生制度为学生服务、把考生需求融入到具体的工作要求中。

　　高考确立“以学生为本”，对于提升个人的价值有着深远的意义。但与此同时，高考也不能忽略对社会价值的要求，人和社会二者不是无关的两个方面，人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不可割裂。在高考制度改革中，必须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价值与人的价值之间的和谐关系。

　　高考理念上的重大变化是伴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改革同步渐变的，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起点或者重大转折点。40年间，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了80%的比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经大众化阶段接近普及化，成为世界教育大国。

　　二、会考在改革中华丽变身

　　在高考改革走过的40年中，普通高中毕业会考是一段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

　　从1990年到2010年，普通高中毕业会考贯穿世纪之交的前后20年，可以说是中国考试史上最具典型时代特征的考试。因为会考制度的建立、发展与转型本身，就是为消除高考的弊端、苦心孤诣进行的一段大胆的实践探索。其中的得与失，荣与辱，很值得回味和明鉴。

　　尽管在今天，会考制度已经落幕转型，但并不会影响它在中国考试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是“片追”大行其道的时候，学校文理偏科严重，中学普遍从高二开始文理分科，还有高一入学就分科编班的学校。“文科不学理化生，理科不学史地政”，学生知识结构严重扭曲。

　　即使如此，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局面依然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