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组理论给二代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该理论进一步证实了国外二代移民研究的实证结果——二代移民期望水平和强度高，但同时实际达成期望的能力又不足，期望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导致了他们的挫败感、沮丧感，甚至对社会的不满。同样，这也适用于二代流动人口，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参照组来源于周边的城市居民，期望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会导致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只了解城市工资水平和消费观念，他们的参照对象是城市的同龄人而非农村同龄人，所以各种生活行为方式的标准和生活期望都建立在对城市生活的认知基础上。即使与农村相比，他们的相对社会经济状况要好，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城市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比对象、人力资本差距和向上流动的低可能性都可能导致其心理状态失衡，不断积累相对剥削感，无法正常融入社会，成为边缘群体，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但从小在老家长大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却不一样，他们还有可能选择自己过去在农村的生活以及现在农村其他人的生活作为对照，心理上可能会产生相对满足感。根据2011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16—31岁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近一年回过老家的人达到823%，一年平均回家次数为188次。从这种生活经历看，新生代流动人口存在以老家同龄人和生活条件对比的环境和基础，即使在城市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比其他城市人低，但与农村相比却好很多。有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比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都低，但是问到与农村生活相比，他们的幸福感如何，大部分都回答比农村生活幸福，仅有3%的人认为农村生活更幸福[47]。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平均幸福感低但是又更愿意在城市生活的原因，虽然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期望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与过去的经历和农村生活相比，在城市生活收入高、环境更好。可见，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多个参照组，让他们决定在城市继续生活下去。而且，当他们在城市生活状况较差时，还有回到农村生活的可能性，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虽然存在收入水平较低、住房条件较差、社会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但他们可能从与农村生活和农村同龄人对比中获得较大的满足感。

有研究表明，由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政治暴动[48]。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已经在许多国家发生过。近些年在欧洲国家爆发的骚乱都因移民而起，而且骚乱的主导者是青少年，多数是移民第二代，他们的父母都是移民，都是守法的。但他们的孩子感到非常的不满意，感觉受到了白人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欧美发达国家的经历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面镜子，从它们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到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中国也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在流入地定居，生下他们，他们上打工子弟学校，无法在流入地上高中，不能参加高考，一部分人能够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相当一部分无法改变流动人口的命运，最终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借鉴国外研究或是现实角度考虑，规模逐渐增大的二代流动人口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四、二代流动人口初步划分

鉴于已有研究中对新生代的界定在今后的研究中會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二代流动人口问题会逐渐凸显，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对“新生代”进行新的界定，二代流动人口是一个较好的替代方式。因此，在对国外理论回顾和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流动人口出生地为标准的划分方式，重点关注在流入地出生和成长的二代流动人口群体。

对新的群体进行理论上界定容易，但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依据实际情况将理论上的定义转换为可操作性的定义。国外对二代移民的定义也存在差异，用的较多的是“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是在国外出生的”[29，49]。有研究者进行了更严格的划分，认为二代移民是父母双方都在国外出生，而父母中有一个在国外出生的是“25代移民”。在成年以前到达美国的移民儿童是“15代移民”[50]，这些孩子同时跨越了旧的和新的世界，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种[50]。在年龄界定上，各研究并不统一，卡西尼茨（Kasinitz）、松本（Matsumoto）和泽尔瑟-乌毕达（ZeltzerZubida）将12岁以前到达美国的孩子认定为“15代移民”[51]，但周敏和班克斯顿（Bankston）认为0—4岁就发生了迁移的孩子应该划入二代移民中，因为0—4岁是孩子的学龄前时期，孩子的价值观等尚未形成，这些孩子跟二代移民有着相似的语言、文化和发展经历[52]。实际研究中，虽然对“15代移民”的年龄界定有差异，但多数研究者将“15代移民”划入二代移民群体进行研究[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