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考虑到新生代群体年龄上应该是年轻的群体，如果以年龄来界定，如将16—30岁年龄段的流动人口界定为新生代流动人口，也存在问题：一是年龄界限上几个相邻的年龄很难说他们的特征有很大差异，比如30岁与31岁；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目前的新生代完全替代老一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后，以后的“新生代”将与现在的新生代有很多共同特点；三是在不同的年份新生代群体不同，同一个人在今年是新生代研究对象到明年就被排除在外了，这也是很不合理的。

再次，目前在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特征研究方面，主要通过与老一代对比说明，比如在工作、收入、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完全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新生代”的身份是不太合理的，这种归因忽略了年龄和流动时间的影响，即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会存在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流入地时间的增长，他们的状况可能会有所改观。过分强调这一群体可能导致忽视整个流动人口的问题，因为已有研究提到的大多数问题实际上可能是我国整个流动人口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划分存在的问题，在研究中提出了新的划分方式。比如，段成荣、马学阳以出生年代将农民工分为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提出划分代际的“出生年代”标准是动态的，在不同年份需要重新界定“出生年份”，但不同代际年龄段可以保持不变[7]。梁宏根据父母的流动经历将新生代划分为第二代农民工（父母有流动经历）和非第二代农民工，同时还根据少年时期的流动经历进一步将第二代农民工划分为流动一代和留守一代[8]。王春光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的时候也提到了“第二代农民工”[9]。张庆武等从新生代群体中分离出16岁以前就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分析了流动人口二代务工人员的群体特征[10]。这几个研究是对已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补充，是意识到简单划分存在问题后进行的改进。不管划分方式如何，归根结蒂归纳的

是流动人口中特征最明显和问题最多的群体。

然而，无论是目前关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界定还是一些学者的改进，从本质上讲，主要是从年龄大小角度对流动人口进行划分。这里忽略了一个流动人口分层的根本问题，就是城乡生活经历在分层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流动人口中应有两部分人，一是出生于、成长于农村成年后流入城市的，他们与“老家”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们也期待彻底融入城市，但基于各种客观现实原因，他们还有很大的可能性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迄今诸多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也是基于这部分人返回农村可能性较大甚至鼓励他们返回农村而进行设置的，我们简称这部分流动人口为成长于农村的流动人口。在我国流动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前20多年里，成长于农村的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但他们的相对份额正在逐渐减小，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部分人。他们要么完完全全出生在城市，成长于城市，要么虽然出生在农村但自小随父母进城，在城市里长大。我们简称为成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

目前关于“新生代”的界定基本是针对成长于农村的流动人口，不管他们多么年轻，因其农村成长背景，自然与农村有明显的联系，有返回农村的可能性，现行一些鼓励流动人口的制度安排，在他们身上可能产生作用。但是，这样的界定方法则完全不能反映“成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这一近十年来迅速增长的流动人口新群体。这个新群体完全或几乎完全与农村失去了联系，他们的全部或接近全部的成长过程和经历基于城市，其未来也必然而且只能在城市，现行基于返回农村的制度安排对他们没有意义，必须进行重新设计。概念的设计，必须反映客体的本质属性，本文认为“新生代”概念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而在表面上已经越来越不能概括年轻一代流动人口的本质属性，更为重要的是，该概念从根本上不能揭示越来越多“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以替代原有“新生代”概念，这一新概念就是“二代流动人口”。

本文在回顾国外二代移民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二代移民理论和研究成果，构建新的“新生代”概念，提出“二代流动人口”概念，比较现有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和我们提出的“二代流动人口”在特征上的差异，并利用普查数据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初步分析“二代流动人口”的特征，最后试图为未来的调查和研究议题提供建议。

二、国外二代移民理论研究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