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失我良师”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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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失我良师”傅斯年

 

  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稀里咔嚓”,将七十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傅斯年英年早逝。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一帮闹“独立”的“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世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氏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19493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4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的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而师范学校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七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大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国立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之师大要好得多,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许多年后,台湾师大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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