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开心和乐观派的人，对推动和谐社会、幸福社会都乐于贡献。更准确地说，我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属于公益。公益的范畴比慈善更丰富。比如近两个月我搞了一个粤港合作项目，这个不算慈善，这是服务社会，属于公益范畴。这项工作与广东的“双转移战略”有关，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来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汤炳权来了，外贸厅厅长梁耀文也来了，都是为了推动粤港合作。除了这些政商层面的公益活动外，在教育方面，我也做很多与年轻人成长有关的工作。

谈及公益，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全香港的社团有什么活动，不管是关爱老人的活动，还是青年协会的活动，只要找到我，我都积极赞助，或者是食品，或者是资金。每年我赞助的香港社团超过一百间，如果折现，总金额达2000万港币。

我倒真没仔细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觉得只要是好事，值得做的事，我都会做，可能这是与关怀社会、追求开心有关。

赞助香港100多间社团

赞助这么多社团，您有什么选择标准吗？

这些社团都是在香港合法登记的，而且很有代表性，所以他们提出要求，我都大力支持。比如，成龙举办“成龙杯”，我也支持他，送些水、花生、薯片等。我和成龙是好朋友，经常互相支持。

您几乎每年都会亲自去潮汕四市扶贫。您亲自去和委派代表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亲自去，人家会更开心。做事要讲气氛，如果我亲自去，场面更热烈，更能鼓舞受助的贫困户或学生们。不然，就是单纯发钱发物，感染力不够。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一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您认可他的观点吗？

我同意他的观点。有钱如果没有好好用，真是一种遗憾。行善的话，自己好，别人也会更好，大家都好。

您告诉暨南大学的访港大学生，“年轻人的发展，要有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小人监督”。如何理解这句话？

做人希望有高人指点，关键时候有人点化，你就不需要走那么多弯路。再厉害的人，也有需要别人扶一把的时候，这个扶你一把的人就是你的贵人。至于小人监督，则是提醒年轻人，要警惕小人，做人行事要更谨慎。

您是在香港长大的，在活动中与大陆年轻人也有很多接触。您认为内地年轻人和香港年轻人相比，特别是现在的90后，最大的差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