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我觉得没有。当然大家都说尼采是个贵族主义者，人是分等级的，他也有这方面的言论。但是尼采有一个观点在《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中讲得很清楚：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庸人呢？这是你自己不争气，你到这个人世间来只有一次机会，你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和大家一样地过日子，为什么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独特一些，更优秀一些呢？尼采认为人人都有这样的责任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新京报：在《教育何为》中，尼采还谈到了教育分工的弊端。在他看来，文史哲应该是不分家的，学科的分工让人成为了机器。现在也有很多人也在提倡通识教育，而全球各国大学中的人文学科也在面临衰退。尼采是否前瞻性地暗示了人文主义的危机？

周国平：可以说这两者还是有关联的。尼采提倡的是一种古希腊式的人文教育，这是尼采的教育理想。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人文主义的衰落使人成为了科学的奴隶，人性扭曲了，真正的人文教育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很难去扭转社会分工的精细化。

　　但我想，其实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无论你的专业是什么，无论你在哪个非常专业的机构里做研究或者工作，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你应该有一个人的基本素养。爱因斯坦就说过，好的专家只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你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面训练有素，反应非常敏捷和准确，但你一辈子只是个好工具，但你作为人的价值实现了没有？

　　其实我觉得像这些的大哲学家和大思想家，包括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认识，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人是目的，你要实现人的价值，这是你生活的意义，你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工具。

新京报：大众传媒是现在大多数人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但是尼采非常反对，他甚至认为教育领域的各种弊病都在新闻界形成了合流。为什么尼采不喜欢现代的新闻业和大众传播？

周国平：传播媒介的发展，大众媒体的兴旺，当然有它的好处。人们可以共享更多的信息，但是确实存在问题，我认为尼采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人们对所有问题都一知半解。当时尼采对新闻主义有很多批判，在《教育何为》和《偶像的黄昏》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支配文化的是什么人呢？以前是天才，现在是记者，记者的特点就是样样都知道一点，但是样样都一知半解。而这种风气已经影响到教育和文化了。

　　所以尼采说，教育的问题在新闻界合流，指的就是学术界也变成了新闻界，学者沉不下心钻研，有一点一知半解就赶快传播，好像这就是成绩，学术和文化都变得浅薄化了。尼采提到的问题在当代也很严重，现在的学术英雄都是媒体明星了，如果你在媒体上没有曝光率的话，你在学术界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加拿大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 2008）画面。

谈哲学写作

学术专著式写作，

“至少不应该‘一统天下’吧”

新京报：尼采喜欢使用语录体的形式写作，你本人的哲学写作也倾向于散文化表达。有观点对于你这种哲学写作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样处理哲学问题过于肤浅，甚至是在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而熬制心灵鸡汤。另外一些人则赞同这种写作方式，比如，你的好友邓正来先生在生前就说过，哲学就应该这么写。你怎么看待不同的哲学写作？

周国平：实际上，自古以来学术写作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所谓散文化的形式，一种是学术专著的形式。最古老的哲学写作就是散文化的形式。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我们现在就是只能看到他们的只言片语，他们的著作基本都已经失传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只言片语都是警句式的，而不是学术式的表达。

　　柏拉图主要用对话体，有人说柏拉图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小说”。他的每篇对话都有一个场景，场景里面，他描述苏格拉底式怎样的表情和姿态，和他对话的对象是长什么样的，然后再展开对话，这完全不是学术风格的。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学术写作的“始作俑者”。学术写作就是从他开始的，学究气比较重。等到中世纪，圣·奥古斯的《忏悔录》是学术著作吗？完全不是。充满了他自己活生生的感受。

　　近代的哲学无非是三大块，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哲学。你去看看这些近代哲学家，他们的作品是学术著作吗？英国的哲学家都不在大学教课，他们是业余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