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岁（2016），四月十九，公历5月25日，杨师死，寿百又五岁。天下知与不知，皆哀之。或笑曰：尔等不读杨绛书，滥吹斯文，刷屏以吊杨师，谬哉，矫情哉。太史则曰：不然，不读杨师之书，而吊杨师之人，足见天下人仰慕读书，诚盛事也。观杨师文也，语多平实，温婉机智，罕涉是非，少詈辱人，读之莞尔，似非以攻讦为事者，亦长者也。

　　文/广州日报记者龙迎春

　　身在京城，确认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却兜转了半日。三联生活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先生在微信上回我说：“采访别人吧，谢。”中国作协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前辈说：杨先生的离世，意味着她那个时代的精英已然终结，她的为学为人，都是最好的典范。至于去世细节，我跟你知晓的网上消息一样。作为记者，这是一种无力的挫败感：你总想着要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有所呈现，要还原事实，要接近真相。但我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接近现场。直至新闻联播的一位学长给我发来“我也只能远观”的回复，我才意识到，远观，是我在这一事件上客观的处境。

　　她走过105年的岁月，她在文化界的核心见证过那么多历史，她以天赋和才华呈现了《堂吉诃德》、《洗澡》那般想象力飞驰的文学作品；她“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地写出了《干校六记》；钱钟书去世翌年，她一边整理他的笔记，集成他的手稿，一边为解答自己对死亡的探寻，翻译了哲学名篇《裴多》；然后又以90多岁的高龄，提笔写下了倾注世间真情的《我们仨》，并将她与钱钟书所有的版税捐赠成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她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里淬炼出的智慧和从容，如今以隽永的文字，数以千万计地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传播，成为我们在寂寞里、孤独里、失意里、忧伤时吞食下的慰藉，甚至有人不惜拿各种人生感悟拼凑成她的百岁感言以励志，却忘了这是她的真实苦难——“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尚已走到尽头了。”“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据说，她在离世前的遗愿是火化后再发讣告，且不要祭奠。死亡是她洗净一生污秽独自上路的回家之旅，与任何人都没有干系，就如她翻译的《裴多》里苏格拉底所说的——“在我的丧事里，别说他是在葬苏格拉底，或是送苏格拉底进坟墓，或是埋掉他……你该知道，这种不恰当的话不但没意思，还玷污了灵魂呢。不要这么说。你该高高兴兴，说你是在埋葬我的肉体。你觉得怎么样儿埋葬最好，最合适，你就怎么样儿埋葬。”

　　她是真正的精神贵族，远远地致敬，且在她的启迪中找寻到我们立身于平凡的意义，也许才是我们所向往的通达从容的唯一途径。

　　风骨中的淡泊与执着

　　文/广州日报记者赵洁

　　从上周那个烟雨凄迷的午后开始，关于“杨绛病危”的消息便不断在朋友圈传出。每一次，都是一边合着双掌祈祷这不是真的、一边却又因着职业不得不去核实。在这沉重、忐忑的几天里，重新翻开手边的《我们仨》和《听杨绛谈往事》，读着读着，心竟然渐渐地安宁下来。

　　杨先生是那种有着超然大智慧的女人，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她嫁给钱钟书后，去钱家必须对老人行叩拜礼，在一般人看来，书香门第又留学西洋的才女肯定会难以忍受这样的礼数。可是杨绛却淡淡地说：“这有什么，不就是磕个头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纠结，不委屈，平平淡淡地磕头就磕头，因为“我爱丈夫胜过爱自己”。所以她不但是公认的“最才的女”，更是钱先生心目中“最贤的妻”。

　　她住旧房子，穿女儿留下的鞋子，生活简单朴素。然而对于工作和事业，她的执着和坚持，却令常人难以想象。48岁那一年，她接了一项工作，就是翻译《堂吉诃德》，当时领导告诉她可以转译，用英文版或法文版转译都可以。可是她却对转译的版本都不满意，为了能直接翻译原著，她在年近半百之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她的刻苦和执着也给了她事业的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依然是最受欢迎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