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彦并非出身书香门第，而是来自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虽与城里孩子在艺术教育资源和经历上无法相比，但却并不妨碍其艺术成长。应该说，这与其二哥的潜移默化和艺术熏陶密不可分。在孩提时代，由于其二哥在高阳县文化馆专职从事美术创作，所以铜彦耳濡目染，很小就喜欢上了书画并显露出良好的艺术感觉。12岁时，其画作已入选高阳县美术作品展，成为当时最小的入展者。也正因这一特长，才使其有幸在14岁时即被破格征召入伍。众所周知，在当时参军入伍、获得军人身份是许多人的梦想，以致每次征兵季都人满为患、竞争激烈，很多人托关系、走后门，为的就是能穿上一身军装。一到部队，原本被安排在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的他就被“慧眼识珠”的司令部抢去，安排在作战部门从事军事标图绘制工作。由于绘图军事图标不仅要画的好，而且字要写得好，所以他更加用心地练习书法。在部队期间，由于工作出色，他曾多次立功受奖，19岁就提干，24岁任股长，32岁当处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后备干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将几乎有所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书法上，对各种书体及其艺术风格进行深入研习，并参加了多个书法专修班、培训班和函授班。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和自学领悟，他的书艺水平显著提升，成为全军“两用人才”，1991年还被评为“全国自学成才者”。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92年初，恰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创办《金融思想战线》杂志，急需一名美术编辑。经战友介绍，铜彦帮其设计了创刊号的刊头、尾花，并手书标题，得到时任央行领导的赞许和赏识。随即，他便被作为特殊人才，经国务院军转办特批，转业到人行总行从事美术编辑工作，自此开启了一段十多年的金融生涯。由于部队“大熔炉”的锻炼，加之独特的书法特长，他迅速脱颖而出，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和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但此后由于身处管理岗位，公务繁忙，无法静心从事书法创作，故几经权衡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决定——毅然辞去令人羡艳的司局级职位，提前14年申请办理了退休手续，从金融高管回归一介布衣，自此闲云野鹤、纵情墨海，成为金融界和书法界一段轶事。此举不禁让人想起竹林七贤、陶渊明、李白、杜甫、吴镇……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铜彦的书法风格与其性格和经历密不可分。无论是入伍从军、辗转晋蒙，还是调入北京、供职央行，在长期的军营历练和领导岗位磨练中，原本十分淳朴的铜彦变得更加严谨、干练、沉稳、内敛，“映射”到其艺术创作中，就形成了偏爱正书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基调，诚如其自作诗云：“历代书家五体通，流芳百世一两种。我攻隶书和行楷，保留魏碑郑文公。”应该说，这也是其明智之处。在艺术追求上，他没有走广博一路，成为五体兼善的“全能型选手”，而是在对自身性格特质、人生阅历及审美追求等有清晰认知与深刻理解基础上，选择了专精之道，终以隶楷“取胜”，扬名书坛。从其隶书来看，取法高古，上溯秦汉，下探晚清。他遍临秦汉简牍帛书和《曹全碑》、《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鲜于璜碑》、《石门颂》、《好大王碑》等经典汉隶，并深入研习清隶，尤其钟情伊秉绶隶书，心慕手追，临习不辍。为进一步丰富笔墨语言，他又旁涉《石鼓文》等大篆，以及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和王遽常等人的小篆和章草作品，参悟用笔之道，锻造线条质感。同时，伊秉绶“方正、奇肆、姿纵、更易、简省、虚实、肥瘦、毫端变换，出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拙”[3]的书论也对其隶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故铜彦的隶书从不以巧媚取胜，而是圆劲浑厚、沉雄率直、宽博豪迈、法度森严，充满浓郁的正大之气和器宇轩昂的庙堂之象，在书坛独树一帜，深得业内外好评。再观其楷书，亦风格鲜明。其对颜字尤其是颜真卿晚年创作的《勤礼碑》和《自书告身》下过苦功，同时反复研摹和参悟《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刁遵墓誌》、《崔敬邕墓誌》、《始平公造像》、《麓山寺碑》等魏碑经典，以及赵孟頫的《三门记》、《胆巴碑》、《妙严寺记》等作品，博观约取，兼收并蓄，形成了点画浑厚、笔势雄健、字势开张、结体丰满、拙中藏巧的独特艺术风貌，被誉为“三分‘赵’貌，七分‘颜’光”。应该说，这种以正书为毕生追求的艺术取向，在躁动不安、求偏求怪、形式至上的当代书坛无疑更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