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物容易写得死板，如果要写得生动活泼，写得别人爱看，就要把自己的感情、思想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状物很多时候是和自己过去的回忆相联系。“我小时候在念初中时，正好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乡下躲警报，很喜欢各种各样的昆虫。铅笔盒里经常会放几条肉虫，绿颜色的，很漂亮，长了很多脚，搁在手里和脖子里，冰冰凉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喜欢用水彩笔给它涂上红的，蓝的各种颜色，再拿去吓唬人。”乐黛云回忆小时候的趣事时很是欢喜，“我小时候属于调皮捣蛋的那种人，特别喜欢用虫子去对付那些装腔作势的女孩，有些小女孩喜欢啊啊地叫，把她们逗得叫起来很是得意。有一次，我把这么一大条深绿色、非常有肉感的大豆虫放在年轻的英语女老师的讲义上，她被吓得要命，很是狼狈，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我虽被罚站了半堂课，但心里仍然暗自得意。”

乐黛云先生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些在小溪旁快乐地翻飞的像蜻蜓，但又不是蜻蜓的昆虫，长出羽纱一样透明的薄薄的翅膀，两只硕大的黑色复眼，余下的就是一张弯弯的，好像随时在微笑的大嘴。它的翅膀是软的，黑颜色的，像黑天鹅绒一样，个头也比较小，它的肚子也是软的，晶蓝色的，非常美的一种小蜻蜓。它们在水面上跳来跳去，从有着很多只腿的褐色幼虫中脱颖而出。她最喜欢的这种蜻蜓眼睛很大，嘴很有意思，好像老是在笑，弯弯的，特别可爱。在她心中，蜻蜓永远是和快乐、自由联系在一起。

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乐黛云先生 贾炜 摄

“一般的状物，接下来就要想一些故事，也要有一些联想，这样你才能接下去，才能写好。”乐黛云讲到状物的写作时说到。鲁迅的《伤逝》写的是两个青年男女恋爱，后来结婚，都离开了家庭。他们离开了家庭，又失业了，没有钱生活，连买粮食的钱也没有，养的小狗也没有钱喂养。仅靠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像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样，只能任人摆布。后来更是像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地玩弄、虐待，虽然没有送掉性命，结果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蜻蜓的意象在她的心中完全变了颜色，原来是活泼的、自由的、在小溪边飞舞着，后来变成小孩手里细线系着的，玩弄的，残忍的东西。

“把蜻蜓这事再发展一步，第一步写出来以后要有第二步的发展，再第三步。把蜻蜓写得比较活，这是状物的一个需要。”乐黛云讲述文章的写作时强调，“蜻蜓贯穿始终，而且和自己的命运，作者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才不显得那么单调。”

八十年代，乐黛云到巴黎去开会，巧遇在巴黎《欧洲时报》担任记者的著名作家祖慰，做了一篇访问记。他曾写到，“我形成了这样奇特的意象链：蜻蜓——鸟贩子的笼鸟——我就是我。”他认为这根意象链，似乎在叙述着中国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代知识分子悲欣交集的乌托邦精神史。“大自然和书籍把她塑造成一个快活的、充满幻想的、像一部苏联电影中的女主角——蜻蜓姑娘。可是后来，她这只率真自由的蜻蜓被政治的线拴住了。”

会心公益读书会读者朋友们合影 贾炜 摄

1957年北大毕业后乐黛云留校，想着自己办一个年轻人的刊物，因为没有钱，就在老师里面募捐，但刊物并没有办成。因为这个没有出版的刊物，乐黛云他们八个人被打成了右派，她是右派的头，就变成极右派，被流放到农村劳改。幸而门头沟的山里面有很多核桃林和松鼠，松鼠常常把核桃搁到它的窝里，储存冬天的粮食，善良的老大爷经常在松鼠的窝里找出核桃拿回来给她们吃，使她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死劫。

祖慰把蜻蜓作为自由的、活泼的、可爱的小蜻蜓到小孩子手里系着线玩弄的这样一个可怜的蜻蜓，和历史线索联系在一起。“这只率真自由的蜻蜓被拴住了，在地上挣扎，迟早就要完蛋的形象，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隐喻。”乐黛云自嘲道，“爱自由、爱玩、爱昆虫、爱开玩笑、爱恶作剧，活泼泼的一个年轻女孩，结果逐渐地变成被政治的线拴住了，掌握在淘气的小孩手里，到处乱跑，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然而，最终，蜻蜓没有死，非但没有死，而且历经苦难，化作了滋润大地的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