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国，两天不吃中餐就抓耳挠腮，无论怎样最后都要拐到唐人街吃中餐，我出国是为了考察、学习和旅游，难道只是为了吃中餐吗？上个世纪80年代，我第二次出国便给自己定了规矩，到哪个国家就吃那个国家的菜，形成了“国际胃”。

　　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剑桥有位华人院士，工作十几年，可我发现他与学院内其他英国同事很少交流和交往。我去学习三个月，就与英国老师们很熟了，这让他很好奇。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他是中国胃。英国老师们多在俱乐部吃饭，他不吃西餐，每顿饭都要回家吃中餐。吃饭是思想和情感交流最好时候，吃饭不超过30分钟，但交流至少是两个半小时。我每到一个新国家新地方，都坚持吃当地的食物。想拥抱世界，要有一个拥抱世界的胃。

　　“我现在有40个头衔”

　　澎湃新闻：从2008年至今，万科公益基金会已经运作10年了，现在它在公益领域的方向和定位是什么呢？有没有发生变化？

　　王石：的确，现在万科公益基金会已经运行10年了，大方向没变化。最早我们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和中国农村的教育，后来是气候变化。

　　澎湃新闻：你本人也更倾向于气候变化吗？

　　王石：现在万科公益基金会大的方向是环境保护，所以我们在资源上更多偏向于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何垃圾分类、如何循环利用，如何减少碳排放，以此对应气候变暖。当然如何碳减排，从政府到企业都要集中和组织资源。

　　澎湃新闻：万科公益基金是独立运作的，但它主要资金来源结构是怎样的？

　　王石：现在主要是万科，每年都会拿一定份额的利润注入到基金。

　　澎湃新闻：根据以往情况，万科公益基金会每年总预算为8000多万元，请问2018年的预算情况出来了吗？

　　王石：我们正在做一个未来10年的总体预算和战略规划，春节之后发布。

　　澎湃新闻：你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参与公益的“先锋”角色，有一次你在媒体上去声称自己很多时候是“被动的”，现在你现在是不是变得更主动了呢？

　　王石：我所谓的被动，是因为我并不是很多公益组织的主动发起者，比如影响最大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它本身是一批北京企业家发成和组织起来的，重点关注沙尘暴。我在深圳，相隔几千公里，只能作为“被动”的发起人。虽然我很多时候是被动状态，但在参与过程中我也被感动了，从被动到变成主动，这是一个参与和认知公益的过程。这时你就不会患得患失，思考个人形象、时间和品牌，从小我转成中我，但还不是大我。

　　澎湃新闻：你现在拥有多个公益组织的头衔，你能忙得过来吗？

　　王石：以前各个公益组织都是单打独斗，现在组织应该联手合作。我的头衔多了，好处是能把大家联合起来。我的秘书给我计算了一下，我现在有40个公益组织的头衔，仅深圳就有20多个，如果每个组织一年参加3次会议，我每年要参加120个会议，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参加两次会议，才能让一个组织正常运行。

　　澎湃新闻：这也正是我们好奇的地方，你如何平衡呢？

　　王石：其实很多会议可以重叠，一次会议去解决三次会议的问题，时间效率更高。如果真心想贡献，不去斤斤计较哪个（会议）参加，哪个不参加，哪个对我形象有好处，哪个对万科形象有好处，反而效率更好，回报比以前更高。

　　深圳是中国城市转型样本

　　澎湃新闻：在相当长时间，你都是专注于商业，从什么时间节点，你开始思考公益和慈善了呢？

　　王石：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顺应周边环境变化，其中包括深圳的变化。2013年，我到波兰华沙参加气候大会，那次会议上组织了中国企业家日，当时中国地方政府有深圳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副市长唐杰，他的发言给我起了很大触动，他讲述深圳作为特区如何面对未来，如何绿色、环保，以及如何发展低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