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首先，中国一直没有论坛主持人这个概念。大多数论坛主持都是从电视节目中拉出来客串的，于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推出论坛主持这个概念。其次我把目前客串主持的人分成三类。一是念稿类，属于不脱稿司仪类。二是脱稿加临场发挥，这是比较智慧的论坛主持人，依靠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经验现场自如发挥，穿针引线。第二类已不是简单的司仪了。但是在我看来，这类主持还是不够专业化。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万能全懂的。一旦遇到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便难以应对自如了。于是我创造出了第三类论坛主持人的设想。也就是专业型的论坛主持。在每次论坛主持前，这类主持人必须要与所要谈论的那个领域的专家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于是在论坛上，主持人才有可能与论坛的嘉宾进行深入的，有针对性的交锋。而论坛前的“小论坛”完全是商业运作的。于是大家现在称我为：“中国首位专业化国际论坛主持人。”

记：我注意到，不管是做电视主持还是论坛主持，你都在强调思想性，人生性，专业性和国际性。这是不是你的理念?”

潘：是的，这也是我当初选择凤凰的原因。国内很多大的电视媒体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哪怕是现在一些很受欢迎的谈话类节目，坦率说，也是偏重于简单的歌颂，而这恰恰是我接受起来比较困难的。比如说，谈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十全的领导者，十全的丈夫和父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谈他卑微狼狈的起点，谈他企业的缺陷，谈他生活的失败?英雄人物不怕提当年的惨败;在最失意时他们精神深处的东西才是人性的精髓，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深度，它建立在真实之上。这样的东西才是高质量的，才能够达到国际化的水准。

记：有人说，你的风格和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脱口秀之王拉瑞-金近似。你如何评价这种类比?

潘：这种类比会使我感觉有受宠若惊之感，其实，世界各国的名流，明星，总统或企业家都争先恐后的希望能上拉瑞金的谈话节目，我还远远没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 。不过我的欧美同行都积极地鼓励我向拉瑞金的方向发展。我想拉瑞金是我的榜样之一吧，我会努力工作以不负大家的期望。

二.我的一生都是弯路

记：我觉得你挺幸运的，官员、企业家、教授、媒体人，什么都做过;中国、美国、欧洲哪儿都去过;财富地位声望，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半辈子把别人几辈子都活完了——你自己觉得呢?

潘：不，事实恰好相反，其实我这一生都是弯路。高中毕业时，我考了电影学院，却因为不是工农兵长相没能录取;大学毕业后，别人都去了国家机关，我被分到工地上做施工员;出国后我又在唐人街送外卖，一切从零开始。尽管不少人给过我物质上、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支持，但总的来说，我是一个非常缺乏机遇的人，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和不懈的努力走到现在。

记：在你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历程中，有没有特别辛酸，让你一回想起来就难以忘怀的往事?

潘：有，就是1994年1月28日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举办的那场中国国宝级艺术家春节晚会。在那个年代，所谓中国艺术家的访美演出，其实多数都是在唐人街的华人餐馆。要想在世界艺术的最高殿堂——卡耐基音乐厅演出，简直比登天还难。做之前我就知道这事儿不容易。消息放出去之后，谁都说不行，所有人都在嘲笑我。那么多有实力的人，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国家几十年都没有做成的事，你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机构(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潘杰客任主任)，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钱、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还想做什么?但我有梦想，有愿望，然后靠我的意志力，我就不信我做不成!然而问题太多了――中国和美国文化管理部门的批准，卡耐基音乐厅的艺术鉴定，美国在华领事馆的签证，艺术家之间的矛盾、协调、日程……七八个月，最重要的是资金不到位。我就这样在中美之间疲于奔命，不得片刻休息。当眼看就要到头的时候，一切都在慢慢倒塌，大厦就在倾颓――所有的人全部走掉了，资金也撤了，就剩我一个人。本来是无中生有，因为一个梦想、一个愿望硬生生攒起来的事，转眼又要化为乌有，这种心灵的痛苦，是言语不能描述的。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失眠了一两个晚上，心堵得慌，就是真的不行了，人要死掉了。因为我投入得太多：投入了很多资金，很多人情，很多关系，做了多少承诺：美国的，中国的，个人的，组织的，报纸上的。人家都在等着看你死去，你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来收你的尸，却一点反抗的余地也没有。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片空白，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如果你认为自己还值得活下去的话，就坚持下去!就是这意志的力量。当然，我没有放弃;于是一切峰回路转，重见生天。在卡耐基之后，我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彻底倒了，人完完全全崩溃了――但事情做成了。我从此明白：人是凭着智慧和意志力活着的。

记：在那种九死一生的关头，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挺过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