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但在他心中却是情深似海，这种深情厚意只有在事后追忆时才感到它的可贵。真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父亲从小就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不苟言笑。他时常鼓励我们要独立自强，不要依赖父母。1979年我与他见面时，他说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即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我想，正因为他对子女志向的尊重，使得我们5个子女各有发展和成就，从而也体现了他对我们最深沉的爱。这样开明的父亲恐怕在当今世上也是少有的。

父亲对我们虽很严厉，但在必要时又十分关怀。1981年，在他的支持下，我到美国进修管理科学。一年后当我写信告诉他，我已拿到免全部学费的奖学金，决心读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但需要他支持我生活费时，他立即给我回信说：“你需要的钱，在我虽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为完成你的学业，决如数筹付。我原拟今年暑假来美一行，但因学校事务纷繁，能否分身，此时尚难确定。但到明年你毕业时，无论如何，必将赶来”。此后不久我的表姐黄珏女士赴美探亲，顺便到我处看望，她回到台北后对父亲说我住处的条件较差。父亲又给我来信说：“如果因住的地方你不能自己做饭，以至每顿只能吃面包，影响健康，那就应该早日搬迁，租金纵稍贵，也不必顾虑”。当我今天重读他16年前给我的这两封信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升上心头。

父亲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上感情十分细腻。1983年8月23日，他在返台前和我在洛杉矶机场闲谈，当我告诉他我即将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几家美国公司邀请我去做事时，他表示希望我考虑留在美国，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台湾，并恳切地说：“毕竟我们家的事业在台湾”。但后来当我决定学成回国时，他也能理解，还在见面时鼓励我要认真做事，自强不息，对下属要“恩威并用”。1990年我到台湾探他的病，晚上就睡在病房外的沙发上陪伴他。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由于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他早上醒来后没看到我，就一定要护士陪他回家。到家后得知我已去医院向他辞行时，又匆匆赶回医院。当看到他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情景，我不禁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他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我，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我的头部。我想他心中大概已预感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许多人对他的节俭颇有微辞，有些人还认为他太“吝啬”，而我认为他的成功主要就是靠勤劳与节俭。1988年我和他在香港见面时，我曾劝他要多注意身体，不要效法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五十以上皆亲览焉”。他却说：“你应当知道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特别是我们这种私立学校，在理财或用人方面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造成惨重的损失。不像你们在公营机构中做事的人，只要会等因奉此，就出不了大问题”。他的一番话直说得我无言以对。实际上，他对自己才最“吝啬”。1990年我到台湾时，他已可算是亿万富翁，但他的生活仍很俭朴，每天乘坐的还是一辆台湾产的旧车，而他却舍得花巨款为台湾立报购买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他逝世时正好与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合作的台湾《卓越》杂志推出首份台湾富豪排行榜，父亲也榜上有名。其实他的绝大多数财产早已自愿奉献给新闻事业了。

在与父亲不多的接触中，我还感到他是一个十分念旧，知恩图报的人。他在美国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就关切地询问张友渔、张友鸾、左笑鸿、万梅子等老友的情况，要我回国后去看望他们并代他致意。1990年在台湾时，他还提到80年前曾为祖父申冤的方石荪的孙子在台湾，他准备请此人到学校做事。我还听妹妹们说，母亲到台湾后因思念我而心情忧郁，父亲特意将在香港的二舅萧宗谋请到台湾他办的世界书局任总经理，以便和母亲能常见面。母亲病重时父亲对她关怀备至，因此母亲逝世前曾说父亲的心是金子做的，我想这大概是一个丈夫能从妻子口中得到的最高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