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还告诉我，蒋经国上台后，曾对黄少谷(国民党中常委，父亲的好友)说：“成舍我曾是我党的老党员，你可劝他归队，也不必办什么手续，登记一下就可以了”。父亲听到后回答说：“我今年已82岁，当了多年的‘社会贤达’，我想就不必再归队了吧”!据说蒋经国知道后甚为不快。

父亲曾对我说，他到台湾后仍不改初衷，主张新闻自由，民主政治。1955年他就曾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对“国大代表”龚德柏及“立法委员”马乘风(两人均因批评台湾当局而被秘密逮捕)的“失踪”案，向“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质询，要求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他所创办的“世新”在70年代大胆容纳了王晓波等一批被台湾当局列入“政治观察名单”的学者，成了台湾的“政治思想犯大本营”。更有甚者，我的继母韩镜良女士的前夫是因“匪谍罪”而被台湾当局处决的，而父亲却不避嫌疑，于1969年与她结婚，也使一些人感到惊奇和不解。

我1990年在台湾探亲时，父亲还给我讲过他年轻时的一段故事。1915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当编辑时，曾参加柳亚子主持的“南社”。当时南社中有朱鸳雏等人因论诗的观点与柳不合，柳就让他的好友、《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沧在报上刊登一份启事，驱逐朱鸳雏出南社。父亲认为这样做法不妥，遂愤而辞职，并将他唯一的被褥典当换钱，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反对柳的做法，引起了一场风波。1949年柳亚子离香港赴北京前，还曾与父亲会面，两人谈起当年的这段争执，不禁哑然失笑。

爱国不渝

父亲一贯热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当我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六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据父亲告诉我，辛亥革命后不久，14岁的他就参加了青年军，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重新登记党员时父亲因拒绝登记而按自动退党处理)，还差一点到南京去正式入伍，被祖父从安庆码头上拖回。他从事新闻工作后，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秘密活动，并因此而被捕。经人营救获释并到上海进入《民国日报》做事后，仍不断发表文章抨击时政，鼓吹革命。在《北京益世报》工作时，曾写过许多支持五四运动的社论，其中“安福与强盗”一文曾导致报馆被北洋政府查封三天。1925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父亲在刚创办一个多月的《世界日报》上大量刊登惨案的照片及报道，痛斥段祺瑞政府的暴行，获得了社会上的好评。次年他因批评时政而被张宗昌下令逮捕，险些被枪毙，得孙宝崎先生营救才幸免于难。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父亲被人以身家性命作威胁，要他当“维持会”的委员。但父亲坚决不当汉奸，日军入城后，父亲抛弃一切财产，经天津、上海、南京、汉口而到香港。又办起了宣传抗日的《立报》，萨空了、沈雁冰(茅盾)、卜少夫等人都曾在其中做事。

父亲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有一定的交往，也与曾在他手下做过事的张友渔、萨空了等中共党员有较深的私交。1938年，父亲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虽然他对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世界日报》被当作国民党CC系的报纸而被没收一事耿耿于怀(这是促使他由香港去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一直是赞成祖国统一的。1972年10月我小妹成露西随美国华侨、美籍华人旅行团回国探亲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要她代问父亲好，还说父亲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听到后很高兴，并曾将此事告诉黄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脱。

1979年我在美国与他会面时，他就认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必然的趋势。他认为，从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心向统一，反对分裂及异族入侵的，而且力图保存和发扬中国的文化。1985年我在美国与他见面时，他说：“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并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1988年我携妻女在香港与他会面时，他特意要我们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并表示将来条件成熟时一定要争取回祖国大陆一行。

1979年会面时他还告诉我，美国曾于1959年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0名列为社会贤达的“立法委员”赴美访问，企图通过他们在台湾形成亲美的反对势力，但他去后并未为所动。70年代时也曾有人劝他把在台湾的财产逐步转移到美国，并申请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他也没有接受。他说：“我的事业在台湾，我决不到美国去当寓公”。1990年他在台北和我谈话时，还为他少年时的一些爱国行为而感到自豪。我深信，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祖国的热爱仍是矢志不渝的。

情深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