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父亲说，他于1921年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靠着超常规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3年后靠着他辛勤积累的200块大洋，办起了一张自己的报纸——《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南京的《民生报》(1927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2年)、上海的《立报》(1935年)等，才三十多岁就已取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北平及上海等地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他就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在那段时间里我亲眼看着他忍痛丢掉一个又一个辛辛苦苦创办的事业，但他从不在这些巨大的挫折面前灰心丧气，而是坚韧不拔地重新创业。记得他在桂林办学初期，学校就设在郊区瑶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桌椅板凳都是他设法借来的，他还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到市内去筹建新校舍。而当我们全家搬到新校舍刚一天后，就因日军进攻桂林而逃往重庆。

父亲于1948年底到香港时，他的财产已所剩无几。但当1979年我和他分别28年后在美国重逢时，他高兴地对我讲述他58岁开始在台湾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简称“世新”)的经过，并告诉我“世新”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他还表示正在申请将“世新”升格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将来还一定要再办报。后来终于在他90高龄时创办了《台湾立报》，“世新”的更名也终于在父亲去世后得以实现(最近已扩展为“世新大学”)。

父亲从小就勤奋好学，在诗词、历史、文学和新闻写作方面下过不少苦功。以后他曾用“舍我”、“一丁”、“丁一”、“戊戌生”、“小白”、“成则王”、“百忧”等多种笔名写下了大量的社论及各类文章，逐渐锻炼出犀利的文笔和凝练的文风。他小时从未学过英文，1916至1918年间在上海时还只能采取由刘半农口述、由父亲整理成文的方式合作翻译英文小说。但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就已能顺畅地阅读英文书刊了。

父亲毕生热爱新闻事业，对采访、编辑、排版、印刷等业务都曾刻苦钻研，并能有所创新。1988年我带着夫人和女儿到香港与他相聚时，他每天早晨都要我去买当地出版的各种报纸，供他参阅比较。看着他手执高倍放大镜一行行认真辨读的模样，真令我既敬佩又怜惜。

刚直不屈

父亲一生刚强正直，从不屈服于强权恶势。他所以选择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因为他少年时亲自看到《神州日报》的记者方石荪为我的祖父成心白辩白冤屈的作用。他从15岁开始当记者后，就用他的笔抨击军阀的残暴统治，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他曾先后被倪嗣冲、张宗昌及汪精卫下令逮捕过，险些丧失性命。关于他不畏权势方面的报道很多，在此我仅举几个所见及所闻的例子。

我小时听母亲萧宗让说，父亲在南京办《民生报》时，曾有记者采访到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的劣迹。当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权势很大，彭学沛又是我母亲的姑父，因此有些亲友劝父亲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但他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还是义无反顾地在报上公开揭露。汪精卫见后大怒，就让彭学沛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报妨碍名誉。开庭之日父亲亲自出庭答辩，慷慨陈词，终于迫使对方撤诉。但汪精卫怀恨在心，终于借故将父亲逮捕并关押了40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父亲被释后汪精卫又派人对他说，只要他向汪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父亲当场严词拒绝，并说：“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记得在重庆时，有一天我在他桌上看到蒋介石请他吃晚饭的请帖，但他并没有去赴宴。1979年我在美国与他会面时，他告诉我他曾多次申请在台湾办报，但迟迟得不到批准。1959年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陶希圣曾找他谈，说“上面有意要让一些过去在大陆上有声望的报纸在台湾出版，你不是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吗?你最好直接给蒋公写封信”。但父亲回答说：“这封信我不能写，因为世界日报一向是民营报纸，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要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了我办报的手脚。因此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而不能给蒋公写信”。据说陶向蒋汇报后，蒋大发雷霆，亲笔批示道：“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