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汪精卫怀恨在心，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刻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并严究消息来源。”谷正伦接命后，查封了《民生报》和民族通讯社，并以“泄露军机”为理由逮捕了成舍我，将他拘禁了40天。

成舍我被释后，汪精卫派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对他传话，“报人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抗，好像鸡蛋对石头，何必那?”暗示只要成舍我向汪先生道歉，《民生报》仍可恢复。

成舍我拒绝了，并说出文章开头的那段话，“惟其不怕头破血流，才配做新闻记者。而且我十分相信，这场反贪污的正义斗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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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的四种精神

文/成思危

父亲离我而去已有七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还会悄然进入我的梦中。但是当我真要提笔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时，却深感思绪纷杂，不知从何处下笔。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父亲从1898年诞生到1991年逝世，在人间度过了漫长的93年，这正是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立志要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经过多次的探索、思考、彷徨、奋斗和失败。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他晚年在台湾又一次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尽管某些人对他的偏见和强加于他的一些不实之词已经烟消云散，但对他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如何给以恰如其分的描述，仍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

二是在我出生两年以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我们一家离开北平，先后在香港、桂林和重庆居住，父亲因为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又忙于他的新闻事业，和我们离多聚少。抗战胜利后回北平才刚三年，全家又迁到了香港。而我自16岁(1951年)离开家庭由香港只身回到广州参加工作后，直到1979年才与父亲在美国重逢。以后虽有过几次相聚的机会，但都为时不长。因此和我的两个姐姐及两个妹妹相比，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恐怕是最少的，对他到台湾后的情况就了解得更少了。

三是父亲为人心思缜密，感情深藏不露，很少在子女面前袒露他的内心世界。他对甲说的话不一定对乙说，而对乙的感情又往往不愿让甲知道。因此我深信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对他的看法也很难完全一致。从而对他的回忆和评述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罢了。

经过再三斟酌，我决定采用写实兼写意的笔法，从我亲身所见和所闻出发，写出我的所感，那就是他的四种精神——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本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父亲历次和我谈话的记录，特别是我1990年到台湾探亲期间他和我的谈话录音，以及他自己所写的文章。我谨以此文作为一瓣心香，敬献给父亲的百岁冥寿。

自强不息

记得十二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他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那一段时间里他在家的机会较多，每天晚饭后他都要抽出半小时对我讲他的经历，并要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第二天再给他审改。从中我得知他在清光绪24年(1898年)出生于南京下关，五岁开始跟祖父学读书和写字。由于当时家境贫寒又迁徙不定，他只能靠发奋自学，特别喜好作文。当他于1913年(15岁)被正式聘为外勤记者时，他只在“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在章兆鸿老师(此人后来当上了国会议员)的指导下学习作文。此后他在记者、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中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因文笔犀利、才华出众而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王新命、叶楚沧等人的赏识。1918年父亲报考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时，因他既无学历又只会中文，无资格参加入学考试，经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批准，先当旁听生入学听课。他经半年苦读英文等科目后，就通过考试获准转为正式生。此时他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经李大钊介绍进《北京益世报》当编辑，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