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难以直接借用国际经验予以解决。其中，一部分属于浅层次的技术问题，可以在较短时期内解决；另一部分属于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是实践中遇到的真正困境。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对资产公允价值的重新估计、从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转变以及对于资产负债表宽窄口径的确定等，相关研究已经较为充分，本文不再进行讨论。此处本文重点关注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中遇到的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1计划与市场关系不清导致国有企业的入表困难

2003—2013年发达国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不到1%；而在我国，近十年来这一比重超过了30%。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将国有企业计入资产负债表对报表影响有限。但在我国则成了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中遇到的难题。我国所有国有企业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类：一类是公益性的，另一类是非公益性的。公益性的国有企业行使着与政府自身相似的职能，其大量的存在源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从理论上讲，政府职能应由政府各部门来执行，不应以企业的形式来运作。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关系，尤其是长期以来以GDP作为目标的政绩考核制度催生了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但我国《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发债，所以各地兴起了大量的融资平台公司，将政府的部分资产与义务注入平台公司，由平台公司代为行使政府职能。由于其具有公司的身份，所以变相突破了我国《预算法》的限制。非公益性的国有企业与其他非国有企业具有相似的竞争关系，其脱胎于我国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部分非公益性国有企业的职能本应由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市场主体来完成，而历史的依赖性使得我国目前仍存在着大量此类企业。公益性企业与非公益性企业在我国始终难以进行有效区分，很多企业一方面从事着公益性活动，并从政府获得相应支持；另一方面也经营着许多营利性业务，与其他民营公司在市场中展开竞争。公益性企业类似于政府的下属部门，其资产和债务都可直接与地方政府合并。非公益性企业是地方政府以股权方式投资的企业，政府无需对其债务承担偿付义务，理论上应根据股权的公允价值计入资产。但对于大量兼具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的国有企业，如何计入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则存在困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未能理顺。

2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清导致财政收支的入表困境

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矛盾。总体而言，中央政府占据了较多的税收，地方政府却承担了较大的责任。这样的分税体制与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一同构成了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一方面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充分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但在事权与财权的矛盾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硬项的经济任务，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从而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除了税收以外，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因此，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转移支付和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基金收入。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目的在于衡量地方政府的债务清偿能力，而此处的转移支付便是增加地方政府信用的重要内容，但对此中央政府并未进行法律承诺，其数额是否会发生变化也难以确定。除了转移支付以外，中央政府还通过向地方政府提供信用背书的方式来增强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不同地区中央政府的背书强度不同，对于北京和上海等重点城市，以及新疆和西藏等政治意义地区，预计中央政府将给予较强的信用担保。但对于中央政府此种类型的隐性担保，是否应计入资产负债表以及又如何计入存在不确定性。

3政府与居民关系不清导致社保缺口的入表困境

我国社保体系自诞生以来便存在一定的内在缺陷。首先，其为当年并未上缴养老金的企业职工直接提供了社会保障。其次，缴费金额明显不足以应对给付，可持续性存在问题。最后，碎片化模式也导致了地区间的不公平与人口流动方面的限制。由于普遍认为政府将为社会保险基金提供必要的保证，所以社保缺口被计入地方政府的负债。但其中存在以下政策不确定性，使得社保缺口难以估计：首先，目前我国实施省级统筹，如果将来实现了全国统筹，那么社保缺口就会被一刀切，从而将成为中央政府的债务。其次，目前对于如何填补社保缺口，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如果将来中央政府的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基金，那么地方政府的社保压力将相应降低。最后，目前我国正在讨论延长退休问题，如果退休年龄被推迟，则地方政府的社保压力也将减少。社保缺口是我国地方政府负债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上述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规模难以估计，导致在如何将社会保险入表的问题上出现困境。

4产权关系不清导致特殊资产的入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