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磐的第三层意思是勉励的话，希望这部《资治通鉴》的出版，能够在十年之内带来治国理政人才辈出的局面：“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为什么这么乐观呢？他举了两个例子，当初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张良研读后就成了刘邦的国师；北宋穆脩（字伯长）雕版印刷可供士人阅读的《韩昌黎文集》，为古文运动推波助澜，天下文风为之一变。所以王磐说：“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响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

从王磐的序言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这位官至宰辅、享年逾于九十的政治人物，是如何重视《资治通鉴》对于官员们提升自己治理能力的意义。

晚清名臣曾国藩是王磐的知音。咸丰时任浙江巡抚的安庆宿松人罗遵殿（1798-1860），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1860年太平军进攻杭州，罗氏阖家死难，唯有在外地求学年仅弱冠的儿子罗少村幸免。灵柩运回宿松（今属安徽安庆市）隘口老家不久，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都赶到宿松隘口罗家祭奠。罗少村出来迎拜。罗遵殿属于湘军之党，与曾国藩交情甚笃。当遗孤罗少村专门写信给曾国藩叩问入仕读书之道时，曾国藩回复了一封信，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要讲前贤往哲谈经邦治国的书籍，没有一部能超过《资治通鉴》。曾国藩的这句话说得很满，尽管他是一个很持重的人。这一定有他的理由。理由是什么呢？“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曾氏还叮嘱说，足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致失坠”（《曾国藩全集·书札》卷6《与罗少村》，中华书局，2018年，第5453页）。曾国藩特别重视《通鉴》评论史事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叙说军事得失缘由，脉络分明；讨论成功人士家族兴旺与衰败之缘故，详尽细致，发人深思。所以，他断言，就经世之书而论，首推《资治通鉴》。

曾国藩的这个评价后来也为毛泽东所认可。五十年代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古籍整理的第一部首选《资治通鉴》。这是毛泽东钦定的安排，而且是当面给吴晗下的任务：“《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晚年的毛泽东说他一生读《资治通鉴》有十七遍，赞扬《资治通鉴》讲战争，充满了辩证法。多次给人推荐说《通鉴》是值得再读的好书。（参见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9-361页）

我们一起阅读了宋神宗、胡三省、王磐三位各自为《资治通鉴》写的《序》，三篇序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求索治道，需要读史。这也正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初衷：“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

《资治通鉴》记事，涉及到周秦汉晋唐及五代共1362年历史。本书着眼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每讲之前，略叙一代之兴衰与治理之功过，以为通论；于通论之下，则撮取《通鉴》中具体人与事予以讨论，俾使前之所论，有所证说。历史的魅力在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任何治国之道、经世之术，都只有落在具体的情景人事当中，才有切近的感觉，才有方法论的意义。

本文作者

《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张国刚著，中华书局2020年8月第一版， 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