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1230-1302）的序文写得比较专业，谈到中国的史学传统，谈到他注释《通鉴》的衷曲和个人的遭遇，也有一段谈到《通鉴》的价值和意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第1册第2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版）

胡三省是宝祐四年（1256）的进士，与文天祥（1236-1283）、谢枋得（1226-1289）是同科进士（文天祥是第一名），宋人称之为同年。胡三省秉承家学，酷爱读史，入仕之初就已经以《通鉴》专家知名。1275年，他曾被推荐到同为台州老乡的贾似道幕下任职，见其冥顽刚愎，不听正言，乃弃官归乡里。宋亡不仕于元朝，专心注释《资治通鉴》，年逾古稀去世。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卓识洞见，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里有精到的分析。上引序文中那段评价的意义是说，无论什么人，不管是君是臣、还是普通百姓（人子），乃至带兵之将，都应该了解历史，从阅读《资治通鉴》这部大书中寻找知识和智慧，提升治理国家的能力、克敌制胜的本领，以及为人处事的技巧。

至于元初宰相王磐（1202-1293），他是金朝的进士，入元累官至翰林学士，忽必烈时任宰相之职。为人刚正、廉洁，酷爱读书。他在给兴文署（元朝在大都专门建立的刊书机构）新刊《资治通鉴》所作序文中说：

古今载籍之文，存于世者多矣。苟不知所决择而欲遍观之，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是犹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务也。”大抵士君子之学，期於适用而已；驰骛乎高远，陷溺乎异端，放浪于词华，皆不足谓之学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命（伪古文尚书《周官》）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谓适用之学矣。

前修司马文正公，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朝廷悯庠序之荒芜，叹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

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响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王磐虽然写了此序，但是，兴文署并没有印刷《资治通鉴》，见王国维《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7页），详尽考证见辛德勇《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刊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2020年春季号］

王磐的序谈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世间的书很多，知识也学不完，尧舜这样聪明的圣人也只学最切用的知识。对于奋发有为、志在经邦济世的士子来说，学习历史最切要，学习前人的治理得失，提升自己的入仕行政的水平。

第二层意思是说，就历史书而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应该读。为什么呢？因为“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这段话相当于对于神宗十二个排比句的概括。“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从治国到为官之道，说得更为简明。接着的那句，“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是说该书对于前人的言行得失，兼收并蓄记载精详；对于诸事的裁量处置，能给出可资参考的见解。因此，他感慨说，现在国家建立专门的出版机构兴文署，拟刊刻各种传世经典，第一部就选《资治通鉴》，真是知道轻重缓急，选得非常好啊：“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