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继续搜索和写下着那些逝者的信息，每天花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其中，雷兹巴为那些消息而悲伤，甚至愤怒，“我感觉到疗养院系统和大量医院都在试图掩盖正在发生的悲剧。”

见证死亡

雷兹巴40岁了。最初学医是为了去公共卫生系统工作，2009年从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毕业后，她在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当一名实验室技术员，分析鼻试子中的MRSA——一种食肉的细菌。

但她感觉到面对细菌并不能让她缓解活生生的人类的痛苦。几个月后，她又去了弗尼吉亚联邦大学的医学院进修，专攻慢性疼痛的治疗。

在那里，她曾经负责照看重病的婴儿，“3个星期后，我即将结束实习，这个婴儿的父母决定放弃治疗。那个小宝宝成为我宣布死亡的第一个人……我后来在楼梯间内哭了很久很久。”

她去的第二个科室是烧伤科，然后又去了急症科，她在那里学会面对死亡。“当人类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会变得不一样，并不像电视里那样，他们看起来就像睡着了。”雷兹巴说，“心肺复苏是残酷的”，你得把工作中“见证死亡的部分和你的其他生活分割开来”。

为了消化这种悲伤，她开始养成一个怪癖——把自己照看过的死亡病人名字挨个写下来。“我用笔记下所有的东西，案例的日志，手术的步骤。记录他们的名字好像变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不论何时一位病人去世了，她都会记下他的名字，反复默念，在当年的末尾，带着笔记本去教堂，给那些死去的人点上一盏灯，为他们祈祷，然后告诉自己，把这些名字与重负都卸下。

十年后，雷兹巴成为了亚利桑那州一位全职的麻醉师，有了三个孩子。从业这么久，她以为自己早就挥别了那段需要依靠逝者名单的日子，可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

最初听说这场疫情，她就开始疯狂地浏览那些来自中国的视频画面——大批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帐篷搭建的临时病房和混乱的急诊室里忙碌，“我很早就感觉到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吹哨子的人

雷兹巴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记录医疗系统逝者故事的想法，也受到了另一位医生的鼓舞。

疫情刚在美国爆发时，波士顿地区一位治疗疼痛的神经外科医生贝尔（Erica Bial），在工作中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入侵肺部后，她的呼吸系统最多只能支撑6个星期，病情已经到了要插管治疗的程度。

贝尔独居，她打算在家自我隔离，以免在医院传染他人。3月，病情最坏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将一个人在家安静地死去，但她却奇迹般的痊愈了。痊愈后，她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奇迹没有发生，会不会有人知道一个外科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和她处于相似境地的医生呢？

和雷兹巴一样，贝尔毕业于公共健康专业，她在脸书上创建了“因新冠肺炎逝世的外科医生”的页面——“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纪念，而是希望从死亡医生的数量上评估疫情的规模”。

因为相似的目的，贝尔和雷兹巴成为了朋友。后来，纽约一位急诊科的医生克莱文·吉尔曼（Cleavon Gilman）看到了她们的推特和脸书页面，也加入到记录医疗体系逝者的队伍中来。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吉尔曼的三位同事相继因新冠肺炎去世，其中一位是自杀。当时，大家都在说老年人是新冠肺炎的易感对象，可是在急诊室的经验告诉他，受感染的年轻人并不少。“我们每天要为20个病人插管，走廊上塞满了新冠肺炎感染者，根本没有足够的病房。”

为了让那些对口罩不屑一顾的年轻人意识到新冠肺炎也会攻击20岁、30岁和40岁的人，吉尔曼把雷兹巴和贝尔记录的逝者按照年龄整合，做成了照片墙，“人们从这张照片墙上直接感受到，人们正在死去，而死去的人并不仅仅是老年人。”

“要有人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