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浙江大学的跋涉搬迁，我心里没有了往日的惶恐惊慌，反而更加坚定了要用科学去改变国家落后挨打局面的理想。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有句话，让我至今记忆深刻。他说：“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致，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今后应精研科学，充实国力。”此后一生，我一直是照着竺校长的话去做、去奋斗的。

为科学报国而出国深造一直是我的梦想。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随着科研事业的起步，这种愿望更加强烈。1946年，经李约瑟博士推荐，我参加了在重庆组织的选派人员出国留学的考试，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赴英留学，被安排到了爱丁堡大学。

在爱丁堡的两年，这座城市的和谐静美和国内的炮火战乱形成了鲜明对比，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愧疚。我决心珍惜机会，刻苦学习，报效国家。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

“作为一个科学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祖国最需要的”

1948年，我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玻恩教授推荐我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750英镑，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

第一次领到薪水，我直接就去了商店，想给远在家乡的妻子买一件皮大衣。当我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轻蔑地打量我，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他还给银行打电话查询，直到确认我是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态度才客气一点。

当时中国是弱国，我们在国外总被人瞧不起，连你发表论文也被怀疑，他们认为中国人写不出论文。有一次坐电车，听到两个英国人交谈说：“最讨厌奶油面孔的人。”当时车上只有我一个黄种人，我感到非常气愤。

程开甲院士近照

记得在中学时读过《中国必亡论》一书，当时只有很深的自卑感，没反抗，也不懂怎么样反抗。但这时，我已经是成人了，已经懂得以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祖国的强大而尽力了。

1949年的一件事情，更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那是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看电影纪录片时，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向英舰“紫石英号”开炮的报道，打得“紫石英号”狼狈逃窜。那是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恶气”的感觉，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

“紫石英号”事件让我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于是，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国。

几个英国同学听说后，纷纷来劝我，他们说中国穷、没有饭吃、中国落后等等，极力劝我留在国外。我开始和他们争论，最后我拍着桌子告诉他们：不看今天，要看今后！我感觉那是我在英国四年，作为中国人最理直气壮的一次。

几十年后，有人问我，对当初的决定怎么想？我也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不回国，可能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顶多是一个有着外国国籍的科学家。而今天，我很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的强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科学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祖国最需要的。

“组织上要我去搞原子弹爆炸试验，我坚决服从”

1956年7月，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物理系教工党支部发展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党员。那一年，我已经38岁，以这个年龄入党，实在是不年轻了，而我感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60年夏季的一天，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条，要我明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报到，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我没有多问，第二天就动身了。几经辗转，在北京城北郊找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吴际霖副所长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原子弹的研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我知道参加这项工作，必须做到保密、奉献，包括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我想，只要能为中国的原子弹搞成功尽一份力，任何困难我都必须克服。

1962年夏，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制造技术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自行设计原子弹的理论方案也接近完成，但爆炸试验工作还没有启动。

当时领导跟我讲：研究所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一步要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也需要有专人来做。经上级领导研究，由你负责爆炸试验的研究与准备。

那时，有人劝我：“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当心变成万金油，东搞西搞，搞不出什么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