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采访实录(五)|“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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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

  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

  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80年代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亲眼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支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呆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参谋、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活地图”雷英夫中将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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