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杰出文学家欧阳修是江西永丰人。他的人生绚烂多彩，其成功之道，以颇具智慧的人生哲学作指导，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与道家的理想人格的结合，即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指从事道德修养，“外王”是指从事政治实践。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治既行矣，既赖矣，守之以至静，化之为无为”。“只有淡泊清静之风，下无薄恶叛离之俗，故言为教诏，非浩誓而自听，言为号令，不鞭扑而自随。”

欧阳修人生哲学呈现和谐平衡的特点，表现为热情与理智交融，高尚与常情结合，严格自律与宽和处世并存。

欧阳修具有深沉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担当精神，即“处危则虑深，居安则意怠”的忧患意识。忧以天下，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主张人和人之间要“见利争让，闻义争为”，“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欧阳修反对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不惧权贵，敢于揭露和批判朝中私而忘公、损公肥私的罪恶行径。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年）11月，京师大内失火，吕夷简狐假虎威，悍然下令京东京西、淮南、江东、河北诸路提供工匠材料，顿时好端端的洛阳繁茂的修竹被砍伐一空，而砍下的竹子又大量积压，弃置一旁，任其腐朽。对此，当时年仅２６岁的欧阳修，愤慨写下《找竹记》，提出“节用以爱人”的观点，对吕夷简之流那种“忘公私谁何，以无益害有益”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3月，欧阳修被守旧势力排挤被贬夷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整顿吏治，否则，其他改革也难以实施。他认为，改善吏治的关键是对官员进行严格考察。于是先后三次上疏。

第一次上疏为《论按察官吏札子》。欧阳修明确提出，百事以择吏为先，要精选精明强干又廉洁公道的官员担任按察使，逐个考察官员的德行政绩，一一登记优劣，作为提拔使用的依据。此次上疏得到宋仁宗赞同，但守旧派极力抵制。欧阳修见状又写了《论按察官吏第二状》《再论按察官吏状》，再次强调：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请求朝廷选派按察使，纠正年老、病患、脏污、不才四色之人。现任转运副使兼按察副使的做法完全是应付差事，他们大多已昏老多病，或懦弱不才，或贪赃失职者有之，这些庸官，本该淘汰，怎么能去考察别人，推举贤才呢？为了引起重视，他还列举几个转运副使的名单，再次强调罢免那几个碌碌无为的庸官。朝廷应赏善罚恶，按文责实，甚恶者罢免，善者提升，中材之人尽使警戒。

欧阳修奏疏得到朝野重视，清官元老韩琦、范仲淹等支持，并联名上奏，淘汰庸官，刷新吏治，皇上同意欧阳修等的建议，令中书省、枢密院两府，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挑选各路按察使，各州县的贪官污吏闻风丧胆。老弱病残者请求退职，一时，冗官减去不少，风气大为好转。欧阳修为朝廷分忧，整顿吏治，传为佳话，清廉治政，千古流芳。

欧阳修还强调人生在世，应该知荣明耻，“明荣辱之分，行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把握荣辱的真谛，明了衡量荣辱的标准不是金钱、权势和财富，而是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和是否具有真心实意为他人服务的品质。“穷而不困则荣，富而不仁则辱”。他一生宠辱不惊，淡泊名利。他说：“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此古人之所叹也！”“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

欧阳修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一生为官清廉公正，刚直不阿，任用贤能，奖掖后进。贵为一代贤相名臣，政坛４０年，治政有方，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淡泊名利，进退自如。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封开国公，后进阶正奉大夫（正四品上）。职位越升越高，却并不贪恋高位，反而多次请求退休。

其门生问：“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岂容遽去也？”

欧公答曰：“修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唯有进退以全节，岂可更候驱逐乎？”

欧阳修进退出处之道深受古人和今人高度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