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梁王朱温废昭宗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梁，史称后梁。随后，各地的地方割据势力对朱温不服，便纷纷独立称帝，形成了全国分裂的局面。蜀王王建也以兴兵讨梁为借口而称帝，国号为蜀，史称前蜀。王建不识字，为人刻薄寡恩， 又多疑猜忌。他称帝时，即遭到大臣冯涓的反对；即帝位后，任用户部侍郎张格为相。张格一味奉迎王建，导致朝政败坏，官员多人因此提出引退，王宗弁即其中之一。

王宗弁是五代时蜀国蜀州刺史，他看到王建称帝后骄横妄为，又素知王建猜疑成性，深恐自己日后也会罹祸，故于梁太祖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称疾回家，杜门不出。王建怀疑他嫌官职不高，便下令授予他检校太保的称号，他坚决不接受，说：我是一个见闻浅薄的人，能够达到现在的位置已经满足了，哪能够无止境地追求升官呢!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后梁纪二·太祖开平三年》记载了王宗弁对此事的一句名言—“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这句话译成今意就是说：“廉洁的人容易满足而不会感到忧虑，贪婪的人整天忧虑而总是感到不满足。”

其实，王宗弁辞官另有一番深意—在朝代兴替时，开国的君主往往多疑猜忌，股肱勋臣偶一不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急流勇退”已被封建社会中的廷臣视为保全自己的上策。范蠡的遨游四海，严子陵的溪边垂钓，已被世人传为美谈。王宗弁之所以坚辞高官，其出发点也在于自我保护，只是不便直说而已。而“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的确是很好的理由。

但是，我们不妨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这句名言，从其表面含义来看，“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即人们熟知的“知足常乐”之意。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知足”与“不知足”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之一。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位居要职的重臣，尤应戒“贪”。这对今天的为官者不失为一句警句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