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从事新闻工作35年，但是在刚刚丽青提到的1987年之前，我只见过一位大陆的新闻工作者，就是1986年8月在纽约。我当时担任《中国时报》驻纽约特派员，见到了中新社纽约分社的社长偖有钧先生。但是，有时候秘密是很神奇的，1987年，刚刚丽青谈到，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台湾也开放探亲，整个形势在变动。报社把我调回台北担任《中国时报》总编辑，我开始接触两岸新闻的交流。譬如我们先成立“探亲班”，在俞雨霖先生的主持之下，四、五十万封信要寻亲的，我就知道媒体应该在两岸多做一些事。我们接着开始派记者到大陆来采访，我自己也在1990年9月2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接见，会同我们四个记者对他做了一个专访。

　　范丽青：对，当时你那个专访在《中国时报》登出来以后非常的轰动，当时台湾媒体第一次采访中国国家主席。

　　黄肇松：而且这好像也是他一生惟一一次接受记者的访问，重要性以后有机会再来说明一下。

　　1991年夏天7月，我到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去访问省的领导人，就是沿海，跟台湾比较接近的省份，但是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刚刚他们两位都提到的，1991年8月12号，范丽青和郭伟峰先生到台湾来访问。我们《中国时报》为什么跟这个事有关？因为我们受托，他们要来采访“闽狮渔事件”的新闻，我们受托协助邀请，同时协助安排入台的事宜。我用四个字形容吧——“破冰之旅”，这是就新闻交流来讲的，因为以前没机会见面，大陆记者也没机会到台湾来采访，你们两位做了一次，具体实现了两岸新闻交流的双向化，以前是单向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代表报社到机场欢迎他们两位。

　　到了机舱口，握着他们俩的手，我感觉没有距离。以前距离是很遥远的，我以前感觉，我从纽约常常出差回台北要坐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感觉很近，北京很远，为什么？去不了。所以很多距离是人为的因素把它设定的。没有距离的这张照片，我握着他们两位的手，在全世界很多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包括日本销路一千万份的《读卖新闻》都登了。我记得《纽约时报》当时有一个照片说明，就说最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刚刚丽青跟伟峰都提到，短短从机舱口到海关三、四百公尺的距离，平常大概走路四、五分钟，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一百多个，将近两百个记者，将他们围的寸步难行，最后他们终于突破重围，开始执行他们的采访任务。

　　不过在那10天里面，我相信不管是采访者，还是被采访者，已经分不清楚了，也可以讲伟峰跟丽青他们俩人，包括《中国时报》记者，包括像俞雨霖……这些朋友在内，共同写下了两岸新闻交流的一个新的篇章。你说这个事情重不重要？

　　郭伟峰：俞雨霖先生，我们在台湾应该是12天吧？

　　范丽青：他号称“地陪”，“全陪”。

　　郭伟峰：大量的台湾的朋友，特别是一些民众，非常热情，要跟我们表达很多想法，要跟我们接触，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所有的电话一到晚上，全部转到俞雨霖先生的房间里了，感受是很深的。

　　请俞雨霖讲讲。

　　俞雨霖：我觉得，咱们今天要回顾的15年前的8月12号，它是一个历史上两岸关系，或者两岸新闻交流历史上很重要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我深深觉得历史，尤其是两岸关系的历史，它有很多的偶然性，但是也有一种必然性。在那一天，当我们在机场接待到范丽青跟郭伟峰，也是大陆首批媒体记者到台湾采访的时候，我深深地觉得，因为第一步踏出来了，这是两岸关系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的话，我们由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到，两岸关系开启了新的一页。

　　我们在接待的过程中，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是“全陪”，也就是日日夜夜的陪，可以说那时蛮辛苦的，但是也很有感触。在那几天的时间里，当我陪着他们两位到台湾各地去采访的时候，你想象不到的，包括伟峰先生、丽青小姐，连我们都没有想到，台湾的民众是那么地欢迎他们，争相跟他们照相，而且在沿街走路的时候，立刻有人认出他们，要跟他们握手。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岸人民之间事实上是水乳交融的，距离是很短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间在两岸新闻交流，或者是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上，有很多磕磕碰碰的事情，但是实质上透过新闻交流而营造出来两岸之间、民众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没有距离的。我想这是我们在15年前8月12号那一天，我们相聚的12天所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地陪”，所感觉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在未来的两岸关系上，在人民之间感情的交流上，它可以显现出很正面的一个发展的基础，我想这是我比较简单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