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人群是潜在的贫困人口，他们可能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但是往往受到资金、技术等限制，收入相对微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开支。脆弱人群虽不是贫困户，可一旦遭遇外部打击极易陷入贫困状态（郭劲光，2011）。贫困人口生活生产状态的变化或发展倾向，需要动态管理及时发现；而一些新的贫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监测，很有可能会陷入“旧贫未愈，新贫蔓延”的窘境。目前，贫困户名额通常是有限的。只有当旧的贫困人口退贫，才能空出相应数量的贫困名额，新的贫困人口才可能得到被识别的机会，进入贫困户序列享受扶贫资源。但是，一方面，对贫困人口监测频率较低，造成部分贫困人口退贫不及时；另一方面，缺乏对非贫困人口的管理，不能及时监测潜在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即使有新的贫困人口产生，也可能由于没有足够的贫困名额而无法获得及时帮助。因此，退贫机制的滞后性导致贫困户退出较为缓慢，而潜在贫困人口难以及时获得新的帮扶指标，造成扶贫进出通道的阻塞，形成较为封闭的扶贫局面。根据调查了解到，徐家村普通农户中23.7%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新致贫的农户，45.4%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将普通农户纳入扶贫动态管理，44.9%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普通农户通过扶贫动态管理进入贫困户序列（参见表2）。

3.扶贫动态管理的民主协商机制缺失，贫困退出公平性得不到保障

伊斯顿（1999）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指出，“（对当局来说）发现自己由于纯粹的无能或缺乏资源所致的失败，是非同寻常的。……有了反馈，输出就可能是高度相互关联的、累积性的、前后一贯的，根据反馈的信息，能够根据正在考虑的目的而努力修正其行为。”在退贫工作中，通过收集、采纳普通农户的意见，可以获取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料、反馈意见，有助于辨别众多贫困信息的真实性，对不准确的信息进行及时调整与纠正，这样既可以提高退贫工作的精准度，也可以降低工作成本（吴晓燕 等，2015）。因此，应为广大群众参与评议提供对话与沟通的平台，广泛听取普通农户的意见。哪些贫困户情况改善较为明显，哪些普通农户家庭发生变故，都可以从广大群众那里获取有效信息。

协商为保障村民平等参与扶贫事务提供了制度平台，而村民愿意参与既源于涉及切身利益，也源于其对村庄扶贫工作的影响力，通过参与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及时传递给决策制定者或执行者，减少决策的失误或执行的偏差。但在实际情况中，民主评议在退贫机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普通群众在贫困户退贫甄别中参与度不足，不少普通農户对参与退贫评议有积极性，但贫困管理者对普通农户意见采纳却相对较少。由于评议机制的缺失，极易造成普通农户对贫困户退贫产生质疑，部分普通农户认为自家的条件还比不上某些贫困户，认为某些贫困户应该退贫。但这些质疑声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交流渠道，进而导致贫困退出工作在农民群众中并未获得足够支持。根据调查了解到，徐家村普通农户中72.4%的被调查者没有参与退贫评议（参见表2）。

五、结论与建议

目前，由于弄虚作假套取扶贫资金现象的少量存在，导致群众对干部存在猜忌与质疑，不安全感与焦虑感成为农村无法否认的集体情绪和集体焦虑（李禄胜，2017）。扶贫政策滋生了新的利益述求群体，扶贫资源分配又将触碰农村社会固有格局，干群之间、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显现。无论是

贫困户还是普通农户，对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都存在一些不满，而作为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村委干部极易成为这些矛盾的发泄口。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当前乡村确实较为普遍。村干部作为基层政策实施者，在扶贫动态管理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农户的发展变化，需要依靠村委干部作为具体观察者，村委干部对某家农户的情况陈述在村民大会上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因此，如果某贫困户与村委干部走动比较多，村委干部对其情况自然更为了解，在退贫的时候，该贫困户可能会更加“安全”；相反的，如果某贫困户与村委干部平时联络较少，村委干部对其了解不够全面，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误判。根据我们的调查，部分农村权势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干扰村级组织工作，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农村地区“人情保”“关系保”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