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抨击的便是这种虚伪的道德：“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他还高呼：“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这似乎呼应了那段名言的结论：“……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不过对比二者，出发点显然不同：一者在批判虚伪的道德，主张回归真实，一者在批判“大谈道德”，号召“讲规则”。我无意分辨此中高下与是非，只是试图提醒一点：胡适从不反对道德，更不反对谈道德，他的思想体系，多元是最大特色，道德建设与规则建设，或者说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一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明乎此，便可知胡适，无论青年胡适，还是老年胡适，都不会说出那样的名言。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结尾，胡适坦言：“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愿善意理解，有人伪造名人名言，目的也是使世人“不受人惑”，然而其方法已经丧失了正当性，譬如托胡适之名，以其为绳索，牵起了“少年朋友”的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