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

　　１９９２年，因“8.10事件”的导火索，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刘鸿儒临危受命，出任首任证监会主席，堪称中国股市奠基人。在他不长的三年任期内，先后出炉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１９９３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１９９３年），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刘鸿儒担任证监会主席的主要贡献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任内，期货市场开始实现初步发展。１９９３年底，中国开始清理整顿期货市场，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期货市场由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１９９５年“３２７国债期货风波”过后，期货市场进一步健全了规章制度，交易行为日趋规范。

周道炯：“实现了安全着陆”

　　受“３２７”国债期货事件影响，股市陷入极度低迷，上海综指一度跌到了３９０点。周道炯以“救火队长”的角色出任第二任证监会主席。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７日，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并对事件的有关责任人员做出处理。周道炯在任期间，证监会查处违法违规案件９０余件，大的就有“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期货市场的红小豆、玉米事件。

　　这期间，证监会还提出了《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２０１０年发展规划草案》，这份规划虽未正式下发，但充满了预见性。改进新股发行办法也是周道炯任期内的重要举措。

　　经过任期内风浪的考验，在卸任时，周道炯戏称“实现了安全着陆”。

周正庆：监管一定要“罩得住”！

　　周正庆主张积极治理股市，同时更注重市场的发展，笔下的一份建议曾引发着名的“5.１９行情”。而在积极呵护股市的同时，周正庆也果断出手，发起整肃风暴。为依法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１９９７年五项清理整顿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积极成效。

　　周正庆任内的另一突出成绩就是推动了《证券法》的推出。

　　周正庆任内值得一提的政策还有：１９９９年５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六大政策”；１９９９年５月，证券公司增资扩股正式启动；１９９９年６月，国务院宣布降低Ｂ股印花税；１９９９年９月， 三类企业再度获准入市，次日深沪两市股票突破１０００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间接入市，同时宣布国有股配年内配售规模；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国有股配售试点启动，中国嘉陵（600877）、黔轮胎进行试点。

周小川：“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

　　周小川在任期间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发布《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出台ＱＦＩＩ条例，机构投资者开始发展。２０００年３月，《股票发行核准程序》颁布，发审委正式组建，次年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２００１年８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出台，规范公司治理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２００１年２月起，Ｂ股对境内居民放开，Ｂ股市场将迎来第二轮入市高潮。２００２年，ＱＦＩＩ相关办法颁布。同年，周小川毅然掀动基金黑幕，向“黑庄”宣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周小川为创业板振臂呐喊，并为此开始积极筹建。

　　周小川任期另一贡献是积极推动了退市制度的建立。

尚福林：“开弓没有回头箭”

　　尚福林敏于行而讷于言，因此“开弓没有回头箭”成为他为数不多的标志性话语。作为Ａ股市场迄今任期最长的一位主席，尚福林的成绩难以逐条列举。在上任初期，他像一位勇敢冷静的外科医生，毅然挥刀切掉股市身上固有的顽疾，推动股市走上康健之路。在股市从高峰滑落后，尚福林领导的证监会连发多项监管规定，并研究制定创业板、股指期货等各项有利资本市场措施。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手段日益多样化、对资本市场的理解和监管水平在快速提升。

　　他在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上的成就粗粗罗列就有：推动“国九条”发布，向股权分置顽疾开刀，狠抓上市公司质量和公司治理，顺利完成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推动《证券法》修订和刑法修正案（六）、（七）的发布，推出中小板、创业板、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市场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