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 东平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刚成立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除了个别人外，几乎所有高级首长家里都还没有厨师，不自己开伙。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饭，分大、中、小灶。只是有的人家习惯让服务员或警卫员把饭打回家吃；有的人家习惯在食堂吃。

　　多数孩子喜欢热闹，所以多在食堂吃饭。和林伯渠、伍云甫家在同一个小灶吃饭的，还有朱德朱老总家。伍绍祖回忆说：“当年在小灶吃饭，印象特别深的是凭券就餐，每人一券　 。一张餐券有烟盒大小。吃了一段时间后，朱老总就向食堂的管理人员提意见，说餐券没有必要搞那么大，一半都用不了，有四分之一大就足够了。刚刚取得政权，国家底子很薄，能节省的就应该尽量节省。”

　　朱德提出意见后，隔了一段没见变化，就又向食堂的人员说道此事。堂堂的全军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怎么还对这些小事那么认真？小灶的餐券才有多少人用？一年又能用多少？就算节省四分之三，又能省出多少呢？许多年后，伍绍祖才体会到，问题不在于节省出多少纸张，这里面反映出一种品质，一种精神。

　　中灶、大灶是在一起的，就在从静谷通往春耦斋的拐弯处，人们习惯称西大灶。后来西大灶搬到了怀仁堂的东边。中灶、大灶吃饭都用同一个餐厅，区别只在于伙食标准不同。供给制时的饭票都是按小米计算的，菜的价格就分为四两、八两、十二两、一斤。吃大灶的平均水准是四两的菜；鱼或肉比较多的菜，就要十二两或一斤的饭票，这是中灶的水准。

　　常在中灶、大灶吃饭的人很多，但还能给孩子们留下记忆的，就属田家英了。囚童回中南海时，就在这里吃饭，常常和田家英坐同一张饭桌。这大概和他的母亲和田家英在同一单位有关。

　　做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吃饭时爱说话。工作时间思考了什么，在饭桌上还继续什么话题。若思考了什么理论问题，吃饭时还会和同桌人辩论不休。因为和田家英坐同一张桌子，囚童几次听到他和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交谈，他和毛泽东的其他孩子一样，回中南海就到大灶吃饭。

　　毛岸英和田家英是老相识，1946年，他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对他说：“你洋大学毕业了，还要上一上中国的劳动大学。”毛岸英在中国农村的“劳动大学”锻炼了近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也在宣传部的田家英，因刻苦自学，文史造诣见长于同龄人。经人推荐，毛泽东邀他做长子的语文老师。

　　田家英和毛岸英碰到一起，简直无话不谈，甚至开一些很调皮的玩笑。一次，田家英问毛岸英:“外国人头发是黄颜色的，那他们身体其他部位的毛是不是黄色的？”向毛岸英做如是问，是因为他在国外生活过，问罢田家英哈哈大笑，显然纯粹是为了寻开心。当时，田家英也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他会和普通人一样，在工作之余寻开心找点乐子。

　　星期天回到家里的张纪宇，还记得跟着母亲和毛泽东在一起吃过饭。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也曾多次奉命陪毛泽东吃饭，他的儿子王子冀也“沾过光”。

　　王子冀还在上幼儿园时的一天，毛泽东又邀王鹤滨进餐，王鹤滨就带着儿子一起去了。毛泽东见了孩子，先打趣起孩子的爸爸：“王医生，很好嘛，你也当起妈妈来啦，身兼二职哟！”

　　然后，毛泽东把脸转向孩子：“小娃娃，几岁啦？”王子冀怯生生地伸出四个手指头。“你妈妈呢？”“妈妈上学去了。”王子冀开了口。“想妈妈吗？”毛泽东一边问话，一边给孩子搛菜。“想，想妈妈。”王子冀已经消逝了陌生。

　　当毛泽东发现王子冀的眼睛总是瞟向那一小碟鲜亮的、红绿相间的炒辣椒时，来了兴趣：“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这东西可好吃啦。”说着，就搛起一截红色的辣椒，在孩子的眼前晃了晃。

　　王子冀刚要把嘴凑上去吃，被父亲拉开了：“主席，不要给他吃！”他觉得这辣椒大人都会辣出汗，孩子哪受得了，被辣得哇哇一闹，这顿饭就搅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阻拦，就把辣椒放进自己嘴里，还装出很好吃的样子，王子冀口水都快给逗下来了。

　　于是，毛泽东又搛了一截辣椒，送到孩子面前：“吃吧，可好吃啦，不要听爸爸的。”王鹤滨再次阻拦了毛泽东。王子冀很奇怪：伯伯说好吃，又那么好看的东西，爸爸为什么就是不让吃？

　　辣椒还是让毛泽东自己吃了，但他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使他以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关于吃辣椒，许多人都喜欢重复那段“革命性”的格言，甚至用辣椒和绍兴老酒，来比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性情。然而在孩子面前，辣椒，使毛泽东想到了培养孩子逆向思维的意识，以及认知世界的复杂性的问题。辣椒，真让毛泽东吃出了味道。